因地制宜之后，高峰接着又出台了几项举措。
第一项举措便是成立银行，其职能除了发行货币之外与后世的银行基本一致。
当然了，因为初期成立，其功能不可能一下子完善，但其存取款、信贷、两路之内的通存通兑还是能够做到的，至于发行债券，在信用度没有上去之前，还是不能做的。
其流通的货币以铜钱为基本单元，同时还银元、金元和类似交子的钱钞。
值得说明的是，这里的银元、金元和钱钞不能凭空流向市场，特别是钱钞，更不能在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它们必须以相应的铜钱为参照进行兑换，也就是说，你拿一百贯钱的铜钱来，我就给你出具一个一百贯的钱钞，拿这个钱钞走在两路的任何一家银行里都可以兑换出一百贯的铜钱来。
至于银元和金元虽然可以在市场可以直接流通，但高峰不想凭空增加市场的购买力，这才让他们也依铜钱为参照的。
这样做出来的最大好处便是屏弊掉个别官员，特别朝廷，为了谋取私利而胡乱发行钱钞，从而导致货币市场混乱，使得货币严重贬值的现象发生。
这是有深刻教训的，“交子”一事就是最大的教训。
“交子”起源于唐时的飞钱。最初的“交子”由商人自由发行，首先出现在宋初的成都。商人外出行商，要携带巨款，十分不方便，于是出现了专为为商人经营现钱保管业务的“交子铺户”。后来，成都16家官商联合用楮树皮纸印刷凭证，上有图案、密码、划押、图章等印记，面额依领用人所交现款临时填写，作为支付凭证流通。存款人把现金交付给铺户，铺户把存款人存放现金的数额临时填写在用楮纸制作的卷面上，再交还存款人，当存款人提取现金时，千文收手续费30文。这种临时填写存款金额的楮纸券便谓之“交子”，又名“楮币”。这时的“交子”，只是一种存款和取款凭据，而非货币，只是后来发现发行商拮据或破产而不能兑现被禁止发行。
到宋仁宗天圣元年，官府便在成都设益州交子务，由京朝官一二人担任监官主持交子发行，并“置抄纸院，以革伪造之弊”，严格其印制过程。这便是最早由官府正式发行的纸币——“官交子”，也是世界上发行最早的纸币。
“官交子”发行初期，其形制是仿照民间“私交”，面额依然是临时填写，加盖本州州印，只是分了一定等级，从1贯到10贯。并规定了流通的范围，后来又改为五贯和十贯两种。
到了宋神宗时，又进行了改制，改为了一贯和五百文两种。发行额也有限制，规定分界发行，每界三年（实足二年），界满兑换新交子。只是到了后来，因供应军需朝廷进行了超额发行，使得交子严重贬值。到赵佶上台后便停止了发行，改用“钱引”。
“钱引”是另一种形势上的交子，是在赵佶大观元年发行，“钱引”与“交子”的最大区别便是它以“缗”为单位。当然，“钱引”的纸张、印刷、图画和印鉴也很精良，但“钱引”不置钞本，不许兑换，可随意增发，到了目前，纸券价值已经大跌，一缗连五百文也不到了。
这就是高峰欲舍“交子”，或者“钱引”，而另外发行钱钞的主要原因，事实上，把它称作钱钞并不科学，叫做存折或者支票也许更合理。它只具备兑换的功能，不具备货币流通功能，所以能很好的屏蔽一些人为的事情。
这样做的好处还有几点，一是增加官府的信用度。不再使用那种愚民、骗民、剥削民的小伎俩，令人们对官府产生信任感。
二是这确实是一项便民的举措。人们把铜钱存入银行，既避免了在家中存放的风险，也减少了出门携带大量钱币的不方便，更有甚者还可以收获一些利息，因而深受人们的喜爱。
三是为当地储备了大量现钱。当地要发展，官办厂坊或各商家、作坊在手头不宽裕的情况下，只要有一定的抵押物或担保人，就可在银行贷款，从而实施发展大计，这就是让钱流通起来的好办法。
当然，后面高峰还会实施一些调整利率、发行债券、调控市场等等行为，不过那得等条件成熟时再进行。
第二项举措便是建立邮政。
信息传递，一直是人类产生以来就需要解决的问题。中国古代确实注重信息的传递。从春秋战国时的烽火传军情到后来驿站，都是传递信息的重要途径。
只是这些途径再好，也只是官府自身的信息传递，与百姓和民众的通信无关。
普通百姓想要互通音讯，只能遣人远道传书，或托行商携带，非常不便。这种情况实际上一直到明朝永乐年间才有所好转，那时出现了一种专门为民间传递信件的组织——民信局。
民信局只是出现于东南沿海，就算后来延伸到内地也拓展不远，而且不够规范。
正式的邮政是出现在清末，还是受列强影响才成立的，这已与后来成熟的邮政没有太大区别了。
建立邮政首先要设置邮局，印制邮票和信封，当然，这其中少不了邮递员和投递工具。其次要对邮政划区编号，促进邮政分发投邮的快捷性。最后就是对现行的户籍制度进行规范整理，必要时，高峰还准备实施身份证制度。
无论怎么说，邮政也是一项便民的举措，他对人们之间的通信交流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当然，除了上述举措，高峰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