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克尔迪马现年三十六岁，是个金发碧眼的法国人。
作为国际原子能机构的驻日代表，他负责在青森县的铀浓缩工厂实施现场监管。因为常年接触放射性物质，长相有些显老。
10月30日的晚上，他开车赶往东京——灯红酒绿的涩谷街头——参加一场期待已久的jk握手会。
在日本，“jk”的英文缩写有着特殊含义，即为高中女生，也是情&色业高价值商品的代名词。
刚到这里的时候，贝克尔并不理解中年男人为何会疯狂迷恋青春ròu_tǐ。他的家庭生活很美满，家人之间的关系相当亲密。妻子是一位典型的法国中产阶级贤妻良母，儿子里奥刚刚三岁。全家人搬来日本定居，拥有崭新的生活，对未来充满向往。
三年前的夏天，有天傍晚他正在办公室值班，妻子打电话来说里奥出事了。
贝克尔没有来得及换衣服，闯了一路红灯赶往医院，却只看到一具冰冷的尸体。他想哭却哭不出来，眼眶里干涩胀痛，四肢麻木僵硬，张口结舌地无法发声。
世上的一切在瞬间失去了意义。
里奥就那样沉静地躺在病床上，像是睡着了一样，长长的睫毛搭落，皮肤还残留着些许温软。
医生说孩子从二楼窗台摔下来，后脑着地，在救护车上就已经停止呼吸。
之后的记忆全是黑白色的。
一个冬天的早上，妻子的父母突然按响门铃，他们来接女儿回国。
贝克尔这才记起他已经半年没有跟妻子说话。
事实上，妻子似乎也不太想开口，她把自己整日关在里奥的旧房间里，反复清点孩子的玩具，将那些衣物洗过一遍又一遍。
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秘书处发来邮件，问他是否愿意回欧洲工作，贝克尔拒绝了。
他已经习惯日本的生活，芥末和生鱼片也不再令人难以接受。他甚至喜欢上了清酒，夜里偶尔会去居酒屋小坐，看那些喝醉的日本人发酒疯。
居酒屋的老板是个中年人，身上有花花绿绿的纹身。他给了贝克尔一张名片，告诉他无聊时不妨去东京转转，那里有更多的疯子和酒鬼，足以消磨漫长的周末。
在东京市中心的秋叶原，一个高中女生主动与贝克尔牵手，问他要不要去咖啡厅坐坐，或者只是简单散步，8000日元一个小时，很便宜。
女孩身穿制服短裙，露出裹着丝袜的大腿，鼻头被夜风吹得红扑扑的，看起来像只小兔子。
贝克尔说不出拒绝。
他已经很久没有与人交往，不知道该怎么说话。无论女孩们说什么，都只会一味地点头、微笑。他对性*交没兴趣，却很喜欢有人陪伴的感觉。
这些女孩自称“jk”，偶尔专门组织活动、推广宣传。只要贝克尔有空，就会从青森县开车过来，给她们捧场。
在荧光棒狂热的催动下，女孩们卖力地献上甜美歌声和曼妙舞姿。观众清一色是男性，很多人看上去都比女孩们年长，像他这样的外国人也不少。
表演之后的握手会上，花一点钱就能和这些“jk”面对面。在人群的包围中，他可以闻到少女身上的馨甜气息，触摸到她们柔软温热的皮肤——就像里奥。
和渡边淳一在小说里写的一样：“为了消灭生命的无力感和虚无感，男人总是不可救药地爱上一个女人，在与女人细致温柔的缠绵中，在ròu_tǐ的相互抚慰下，不可自拔地沉沦下去。”
由香是其中最受欢迎的团员之一，男人们会排起长长的队，期待着与她握手或拥抱。
只要贝克尔出现在人群中，她总会大声喊出他的名字，然后麻烦人们让出一条道，主动走过来打招呼。
女孩个子高挑，常常眉目含笑，嘴角微微上挑，法语口语非常流利。
即便木讷如贝克尔，也曾忍不住好奇，开口问她跟谁学的法语。
“我的父亲是黎巴嫩人，”由香习惯性地低下头，将一丝发梢挽起，“他死之后我才回到日本生活。”
2013年1月，朝鲜进行了第三次核试验，东亚局势骤然紧张。维也纳传来消息，要组织观察团对朝鲜的铀浓缩活动进行检查。*
一起散步时，由香问他：“你也要去吗？”。
贝克尔耸耸肩：“可能吧，我是国际原子能机构的驻日代表，在朝核问题上更有发言权。”
“听起来很危险的样子。”
“工作嘛，没办法的。”
女孩从颈上取下一串项链，踮着脚给贝克尔戴好：“神社里求的护身符，保佑你一路平安。”
一周后，贝克尔果然被任命为观察团副团长。
访问期间，他们受到了朝鲜原子能局的高规格接待，视察了宁边的重水反应堆和泰川的五十兆瓦核电站，并对部分原材料进行了封存。
因为走的是外交人员通道，观察团成员的随身行李并没有接受安检。
除了洗澡的时候，贝克尔始终将那枚护身符戴在身上，被人问起来的时候，他会说是女儿送给自己的礼物。
回到日本后，他给由香打了几次电话，像朋友一样聊天，偶尔约出来一起吃饭。
jk女团的表演场次不固定，由香也越来越忙。贝克尔总想找到合适的机会，把护身符还给对方，却忍不住一推再推。
他潜意识里认为，这样就有借口再约由香见面了。
2014年，美日达成归还核材料协议，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工作再度繁忙起来。**
与此同时，由香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