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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8日，美国，华盛顿特区
星期五，雪
我的名字叫玛丽安·胡珀·亚当斯。
我是谁？我一直在问自己这个问题。
当然，我是罗伯特·威廉姆·胡珀和艾伦·斯特吉斯·胡珀的女儿。
亨利·布鲁克斯·亚当斯的妻子。
报纸称我为“社会名媛”。
家人和朋友们叫我“三叶草”。
其实很奇怪，我们三兄妹明明都有自己的名字，但它们似乎总被人遗忘，大家都喜欢叫我们的外号。我的哥哥爱德华·威廉·胡珀，外号“奈德”，我的姐姐艾伦·斯特吉斯·胡珀，外号“奈拉”，而我却叫“三叶草”。
可是，我指的不是名字、家世，头衔这些，而是作为一个个体独立于社会上的身份认知。
在自己举办的沙龙里，我曾听到有其他女人们私下议论我，说亨利惯坏了我，不该让我总是抛头露面主持沙龙；还说我太不知足，明明已经嫁给了如此出色的丈夫，而他的家庭是这个世界上最有名望的家族——是啊，试问哪个家庭能出来两届总统？
也许是我太贪心了，不愿安分守己？
母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过世了。但父亲对我说，母亲嘱咐我要独立，要为自我而活；父亲也说，去做你喜欢的任何事，他永远的支持我。
哥哥和姐姐从小就很宠我，他们对我说“当三叶草找到第四片叶子时，就是人生最幸运的时刻。”
我曾认为亨利就是我的第四片叶子。
我爱他，甚至如初见时那般深深爱着他。
但十年过去了，我却知道，自己并没有找到幸运草。
感谢上帝，事情终于有了转机。
六月二十七日，是我和亨利结婚十周年的纪念日。他送我的礼物是一只叫做“侯爵”的小狗，它让我想起了老“公爵”，它们长得很像，但性格却十分不同。我喜欢小狗，但我更喜欢奈德和奈拉一起送我的一件礼物——一台照相机！
这台神奇的机器让我痴迷。我觉得图像比起文字更能让我表达自己的思想，通过镜头记录下的一瞬间，不只是原样复制，在照片里你会发现——你内心深处的某些东西——就好像印刻在了照片里。
亨利很支持我学摄影，为我改建了三楼的房间，我不但有了自己独立的工作室，还有暗房。
尽管我拍出来的作品受到老师和朋友们的称赞，但我自己却并不满足，我总觉得相片中好像缺少了什么。我想要的不是虚伪的赞扬，而是真正的帮助。
现在是半夜，屋里很安静，唯一的光亮是来自桌子上台灯，亮度柔和。
外面飘着雪花，而侯爵就趴在我的脚下，暖融融的，让我觉得自己仿佛浮在半空中。我平常极少让它进我的工作室，说实话我不希望这个房间里有狗毛。
只要门开着，侯爵都会乖乖的趴在门口的地毯上，绝不会进来。一旦门关上了，它反而会闹，一边抓门，一边叫唤，往往会吵到亨利，他就会从楼下走上来，看是怎么回事。
今晚，我已经关上了门，而且放侯爵进来了，并偷偷摸摸地开始写这本日记。
这件事要瞒着亨利，我自己都有些不自在。甚至能听见我丈夫在楼下书房里——他看书时偶尔前倾或者他站起来时椅子发出的声响，偶尔的咳嗽声都会让我犹如惊弓之鸟——如果听见他走上楼来的脚步声，我会赶紧合上这本东西，把它藏起来。
我不能让他看见我在上面写的东西，我也不能告诉他我为什么要写这本日记。
我看了眼桌上摆的座钟。快要十一点了，我必须快点写。
因为很快整座房子就会彻底安静下来，亨利会踩的楼梯吱吱作响，手里会捧着一杯热牛奶，来到三楼接我。这是他习惯，等我喝了牛奶，我们会一起去卧房，准时十二点上床睡觉。
所以，我要抓紧时间。
事情还要追溯到一个月以前。
十一月三日是母亲去世三十四周年忌辰。我和亨利自从搬到华府，已经有四年没回去祭奠了，于是今年他带着我回到了波士顿。忌日那天，我们一家人去母亲坟前祭奠，完了之后，晚上有个小型的聚会，来的都是亲属，或者父亲和母亲以前的朋友。
宴会上，我遇到了一位许久未见的熟人——我上学时女子学校的校长，伊丽莎白·阿加西斯夫人。
女子学校是她和丈夫路易斯·阿加西斯4建立的。我第一次见到路易斯·阿加西斯先生，是在入学式上。我很早就从父亲口中听说过他，说实话阿加西斯先生在帕克小屋里每月举行的“周六俱乐部”聚会，在波士顿学界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入学典礼上，在场的学生都可以问他一个问题，而我大着胆子问，女子什么时候可以加入“周六俱乐部”，引得他发出了大笑。他的回答让我心生敬佩，他说：“只要解开那个谜题，任何人都可以加入，无论男女老少，希望有一天你能够加入。”
“周六俱乐部（tlub）”的成员称自己为“科学流浪者”——那不过是他们自我嘲弄的方式，这群头脑顶呱呱的科学先锋们，竟将自己比作乞丐和那不勒斯的流浪者，每每想到这个称呼，都让我忍俊不禁。然而，正是这群科学流浪者在聚会时，为我们的国家勾勒出了一所科学研究院的结构草图。内战爆发时，我作为一名美国卫生会志愿者参战，那时候有许多市民都想为战争尽一份力，他们积极提交个人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