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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5汪府来客
12月16日凌晨，中央政治会议主席汪兆銘的武汉临时住处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已经睡下的汪主席居然没有丝毫的不快，他让他的心腹将这位穿着黑色西装的男子引到了他的书房，泡上好茶伺候着，汪主席自己则在卧室里面忙着穿戴，他也不清楚这个人怎么会在这个时候来和他见面。
在汪主席书房里面喝着茶的客人是日本参谋本部第8课课长影佐祯昭大佐的特使，影佐祯昭大佐是日本关东军大将板垣征四郎的得力部下，长久以来，汪主席一直保持着和日本人的私下接触，在南京政府里面像汪主席这样做的大员绝对不止他一个，就连高调抗战的最高当局其实在私底下也和日本人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中日两国政府官员间的这潭水，深的很！
汪主席的动作很快，没有多少时间他就走出了卧室，夜风一吹，汪主席忍不住打了个冷战，自从“遇刺事件”之后，他的身体已经大不如前，政治地位也一样开始了衰落。
南京政府执政党的三大元老现在就剩下最高当局和汪主席两个人，现在汪兆銘只剩下了一个中央政治会议主席的头衔，听起来这地位依然是很超然的，不过汪主席自己清楚，现在执政党里面已经没有了他说话的地方，那个蒋光头已经将执政党变成了他一个人的组织！
想到这里汪主席的牙关紧咬，他似乎一直玩不过他的这位老对手，有人对他说起过，其实“遇刺事件”就是最高当局一手策划的，一开始汪主席是不相信的，后来听的多了，他也开始渐渐到要起来。“遇刺”之后一直留在国外的汪主席得到“西安事变”的消息之后立刻回到了国内，在他眼里这次“事变”简直是他汪某人上位的绝佳机会，于是汪主席迫不及待的再次站到了中国政治舞台前沿，继续坚持他的“媚日”的立场，重新开始他名为“和平救国”实为通敌卖国的努力，他的汉奸政府班底就在这个时期基本形成的，影佐祯昭大佐也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对汪主席变的热络了起来。
可是让汪主席没想到的是，“西安事变”最终居然得到了和平解决，当最高当局在山呼海啸的欢呼声中回到南京之后，汪主席的小团体不得不又一次开始夹着尾巴做人，接着没过多久，中日两国之间的战争就爆发了，在民调和舆论的汹涌之下，汪主席也只能开始表示拥护抗战，当然他做的只是一些应付场面的事情，汪主席不敢公开宣传他的投降论调。还在《最后关头》演讲中装出腔调，说得很豪壮。其实他的内心却是很畏怯的，汪主席在私下里不断暗示抗战必败，将抗战形容成“跳火坑”，潜台词就是他汪某人“救国已无希望，只好跳火坑”而已。
汪主席的势力在南京蛰伏的那段日子很不好过，周佛海在南京溪流湾8号的别墅有间地下室。日军开始轰炸南京之后，一些南京政府要员常来这里躲避空袭，和汪主席持有同样想法的有熊式辉、梅思平、陶希圣、高宗武等人。他们将人民的抗战呼声一概斥为“唱高调”，疯狂的鼓吹“我们能打胜仗是意外的，而打败仗是必然的事”。他们认为应该停止与日军对抗，和日本人“互相抱头痛哭，彻底忏悔和觉悟”，实现中日“和平”与“合作”。
于是很快有人用调侃的口吻给这个小集团取名为“低调俱乐部”。周佛海知道以后还给自己编了一套遮羞的借口，周佛海无耻的说：“当“抗战到底”的调子高唱入云的时候，谁也不敢唱和平的低调，故我们这个主张和平的这一个小集团，便名为“低调俱乐部”。
周佛海与汪主席之前不和已久，曾互相骂对方“不是东西”，都发过誓不再与之共事，但共同的政治主张将他们推到了一起。汪主席虽不直接参加“低调俱乐部”的活动，却是这个组织的灵魂，周佛海也成了汪主席的心腹。
“低调俱乐部”的主张与汪兆銘不谋而合。他认为日本每年钢产量近1000万吨，而中国才不过十几万吨，中日之间的国力差距已经到了无可弥补的地步，汪兆銘这些人实际上已经被日本强大的表象所吓倒，他们的“亡国论”在当时代表了一个阶层，有一定的社会基础。
不过这个所谓的“低调俱乐部”“低调”的时间也没能坚持太久的时间，随着日军在华北和淞沪的一连串军事胜利，汪兆銘的“求和”愿望也开始越来越强烈。37年10月间广西的李长官曾拜访汪兆銘，当时汪主席一再的问李长官“你看这个仗能打下去吗？”说话时汪主席不停摇头叹息，对抗战的态度很是消极。汪主席还不断向最高当局施加压力，他接连给最高当局写了十几封信，大谈处理对日关系的“和平”思路，结果自然是被最高当局用几句话随便打发了，汪主席这时开始对最高当局变得非常不满，和日本人的接触也开始变得越来越频繁。
汪主席很快走到了书房的门口，在自己的地方见日本人的特使居然让汪主席感到有些紧张，他已经隐隐约约的猜到了这位特使一定是来请他办什么事情的，这倒是个向日本人示好的好机会！
你最高当局不上路就怪不得我汪兆銘先下手了，有了日本人做靠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