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6约翰.拉贝（上）
约翰.拉贝(johnh.d.rabe，1882年11月23日—1950年1月5日)出生于德国汉堡，他的父亲是一名船长，拉贝16岁时，父亲就因病离开了人世。初中才毕业的拉贝只能中断学业到社会上谋生。1909年，拉贝来到他向往已久的中国，随后他的未婚妻道拉也来到北京，两个人在北京结为伉俪。拉贝进入了德国西门子工作，先后成为北京、天津分公司的经理。1931年11月，拉贝来到当时的首都南京开拓业务，出任南京分公司经理。
来到南京之后，拉贝与金陵大学农学院院长谢金声签订了一份协议，由学校建一座集办公与居住为一体的房屋出租给拉贝。这座房屋位于广州路小粉桥1号，环境幽雅宁静。来到南京以后拉贝的事业蒸蒸日上，周围的居民对他友善热情，拉贝在南京的工作和生活都极为愉快，他对中国的热爱是发自内心的。
1937年，七.七事变的枪声打破了拉贝宁静的生活。从8月间开始日军对南京展开了狂轰滥炸。当时正在北戴河休假的拉贝星夜兼程赶回南京，并在他的院子里修筑了一个防空洞提供给家里的佣人和附近的居民使用。11月，上海沦陷，日军直逼南京。金陵大学校董会的董事长杭立武约集了居住在南京的10多位外国人，商讨仿照上海国际难民区的模式在南京设立难民区，希望在南京沦陷的最危险时刻，为难民提供避难的场所。
当时居住在南京的外国人有27名，其中15人参加了这个国际委员会。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于1937年11月12日成立。拉贝在11月19日参加了该委员会。22日下午，国际委员会开会讨论成立一个南京平民中立区，会议上拉贝被推选为主席。他明白自己肩负的担子有多重。这个德意志老头最终义无反顾的踏上了保护南京平民的道路。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在外国使领馆和教会学校较为集中的南京市中西部建立了一个旨在保护和救济战争难民的中立区，它的占地面积约3.86平方公里，大概是南京市区面积的1/8。
拉贝组织工作人员将红十字旗和他们能找到的所有西方国家的国旗全部挂上屋顶，他希望日本飞机能够不要轰炸安全区内的建筑，实际上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这种行为也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于是进入安全区的难民开始越来越多，截至12月20日凌晨1：00，安全区内的难民人数超过了25万。
拉贝和他的秘书韩湘琳打着手电筒在安全区里面穿行着，25万人呆在3.86平方公里的区域里面，拥挤的程度可想而知，面对蜂拥而入的难民，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已经将安全区内所有公私房屋全部开放，交通部大厦、华侨招待所、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最高法院、金陵大学的建筑里面到处的睡在地上的难民，昔日莘莘学子就读的校园和政府机关变成了难民们的栖身之所。即使这样也只是勉强让难民有瓦遮头。
食物和药品，是拉贝现在最担心的问题，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没有能力维持25万难民的生活，南京政府的高级官员又已经差不多跑光了经过多方打听拉贝才知道现在南京城里面管事的机关叫做城防司令部，于是拉贝一趟趟的往唐生智的办公室跑，希望唐生智这个南京城的最高长官一定会给难民提供帮助，这个善良的德国老人哪里知道唐生智这个司令只不过是尊泥塑的菩萨根本就没有实权，所以拉贝的努力到最后都做了无用功。
昨天深夜，拉贝抱着最后的一丝侥幸找到了唐生智的府邸希望能够游说唐生智给难民提供帮助，已经怕了拉贝的唐生智派了一个上校副官来替他打发这个有些固执的德国老头，这位上校不但拒绝给难民提供援助，而且坚决不赞成设立安全区，他认为这样一个安全区会瓦解南京部队的士气，并解释说：“我们是因为自己的过错才输掉了这场战争，我们应当用自己的热血来保卫祖国，不让日本人占领一寸土地。南京应当守卫到最后一个人。如果你们不建立安全区，那些现在搬进安全区里面的人本来是可以帮助我们的士兵的。”拉贝听了这番话，感到非常生气，他反驳道：“留下的人之所以留下，是因为他们没有钱带着自己的家人和一点点财产逃走，他们是穷人中最穷的人，难道应由他们以生命来弥补军方所犯的错误吗！尊敬的上校先生，你为什么不命令南京那些富有的市民，那些逃走的有钱的80万市民留下来？为什么总是要那些社会最贫穷阶层的人来献出他们的生命？”这位慷慨激昂的上校最后找个借口离开了会客厅，拉贝在那里等了足足两个小时，也没有人过来继续对话，最后拉贝只能带着他的秘书韩湘琳离开了唐生智的大宅子。
“韩！为什么你们的官员总是不把你们的老百姓当回事呢？我觉得这是不可理解的！一个国家不是由公民组成的吗？政府难道不需要为人民做些什么吗？”
拉贝站在一堆难民中间有些无奈的问他的秘书韩湘琳，韩湘琳无言以对，他实在没有办法回答拉贝的这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的政府不爱他们的人民，韩湘琳说不出口。
离拉贝和韩湘琳不远的地方，一个饥肠辘辘的儿童在用树枝刮着一只缺了口的瓷碗，这孩子显然是饿极了，他在寻找任何可以填饱肚子的东西，在月色下，那双大眼睛是那么的惹人怜爱，看的拉贝的心猛的一紧！
“韩！我的包里面还有一些面包，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