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关东军占领热河之后，开始进一步向华北渗透。土肥原贤二任沈阳特务机关长期间便开始策划“华北自治运动”。当时，在华北掌握兵权的中国地方实力派主要有北平的宋哲元、山西的阎锡山、济南的韩复榘和保定的商震。控制住这四个人，让他们相互合作形成一个与南京政权抗衡的“自治政权”是土肥原贤二的目的所在。
宋哲元、阎锡山、韩复榘和商震表面上虽然对建立一个中立政权表示赞同。但实际上他们心里都非常清楚日本人这是要通过分步肢解的手段来达到最终霸占整个中国的目的，所谓的“华北自治”只不过是“满洲国”在华北地区的翻版。于是宋哲元、阎锡山、韩复榘和商震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和关东军磨洋工。为了打破这四人的观望态度，让他们拿出实际行动，老奸巨猾的土肥原贤二首先着手邀请宋哲元和商震在北平聚会，刺探宋哲元和商震能否协手建设新政权。结果宋哲元和商震的态度十分暧昧，拒绝做出任何明确的承诺。紧接着，土肥原又约请宋哲元和韩复榘直接会面，后来同样是不了了之。
面对土肥原贤二在华北的一连串小动作，深知华北五省重要性的南京政府做出了反击，最高当局亲自飞抵太原说服阎锡山；并派参谋次长熊斌北上对宋哲元和韩复榘进行游说，劝他们不要为了局部自治而反对南京政府；同时南京政府的各军政要人也纷纷致电极力劝阻华北“四巨头”与关东军合作。在此期间，最高当局还以军事演习为由，集中几个师的兵力在陇海线上对华北形成威慑之势，最高当局以恩威并施的手段镇住了华北四雄。
眼看联合四雄自治华北不成，土肥原又在察哈尔省策划了“张北事件”。最终迫使国民党政府签订了《秦土协定》，规定成立察东非武装区。接着土肥原贤二利用冀东蓟密行政公署的督察专员殷汝耕在通州发布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立宣言。冀东伪政权成立后，土肥原又鼓动主持华北军政的宋哲元与殷汝耕合作成立“华北五省联盟自治政府”。
最终南京政府被迫决定撤销行政院驻北平政务委员会和北平军分会，另设“冀察政务委员会”，辖区范围为河北、察哈尔两省和平津两市，任命宋哲元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绥靖主任及河北省主席。
“冀察政务委员会”在编制上仍隶属与南京政府，是一个半独立性的畸形政权。土肥原亲自出任“冀察政务委员会”顾问，一手把持了政治、经济大权，与此同时，他还安插了一些汉奸充当委员。随着政务委员会的建立，土肥原觉得控制华北的目标就要唾手可得了，但不久之后他便察觉到宋哲元虽然在表面上有所妥协，但在涉及领土、主权等原则问题上却始终不做丝毫让步。土肥原费尽心机建立起的所谓“华北自治”，实际上并未取得日本军部所预期的效果。
于是土肥原贤二想到了找人来代替宋哲元的职位，他要将华北彻底变成第二个满洲，此时已经渐渐看清了时局的阎锡山、韩复榘和商震都不再愿意继续和土肥原贤二玩暧昧的把戏，土肥原贤二知道他如果找不到一个够分量的人物出来，根本就不可能让华北五省的中国人服气，于是，曹锟和吴佩孚作为北洋军阀中继袁世凯、段祺瑞之后的中心人物自然成为日本特务的焦点。日本人在天津、北平分别设立了对曹锟和吴佩孚进行策反活动的大伯机关和竹机关。土肥原贤二把他的希望都寄托在了曹锟和吴佩孚这样的老一代直系军阀头上。
从36年开始，曹锟和吴佩孚的家里面就一直有日本人来拜访，吴佩孚的脾气很臭，对日本人，吴佩孚是深恶痛绝的。他还通电揭露了伪满洲国成立的本质：“伪称满洲独立国，实际为日本附庸，阳辞占领之名，阴行掠夺之实。”土肥原贤二见很难在吴佩孚额身上取得进展，便将策反的重心转到了曹锟这里。
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土肥原贤二奉命率部入侵中国。8月20日，土肥原部在塘沽登陆，参与北平永定河作战。日军攻克保定后，土肥原率部沿平汉铁路一线进犯，一路杀向石家庄、邢台、邯郸。因其进军迅速，被日本报纸称为是“华北战场上的一颗明星”。
土肥原的离开并没有让华北日军策反曹锟的计划停止下来，相反，这个计划还变的更加迫切了，七七事变之后，宋哲元和日军在华北真刀真枪的干上了，日本人自己指定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绥靖主任及河北省主席成了他们在战场上的对手！这不得不说是一个绝妙的讽刺！为了消除宋哲元抗日给日军带来的负面影响，华北方面急需一个重量级的人物来坐镇，曹锟以前是宋哲元的老主子，自然有足够的分量来替代宋哲元。于是，逼曹锟出山来代替宋哲元成了华北日军特务机关目前工作的重中之重。
所以，日本人才会让曹锟的老部下齐燮元和高凌蔚来天津当说客，不过这一次，日本人又失望了!
“大佐阁下，曹锟是铁了心不会出山了！他将我臭骂了一顿，还说我不应该用皇军给吴佩孚的条件来拉拢他，要不是为了皇军的，我怎么会受这样的气！我实在...实在是.....”
高凌蔚说着说着便要掉下眼泪来，被高凌蔚称呼为大佐阁下的便衣男子早就看惯了汉奸们的这一套，他静静的看着高凌蔚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