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7风暴来袭
“国内现在已经有不少人察觉到了蔚蓝书店的官方背景，如果只是靠着这一路怕是拿不下黄浩然来，我看最好还是双管齐下！”
汪兆铭考虑事情向来要比周佛海仔细上不少，对于“艺文研究会”手里面的这几张牌到底有多少份量，汪兆铭本人非常的清楚，所以他的判断要显得更加的客观一些。
“双管齐下？兆铭兄的意思是说还要整一些黄浩然的黑材料发在《政论》上面？可是眼下这本刊物的名声可不太好......”
周佛海误会了汪兆铭的意思，他以为汪兆铭说的双管齐下是要“艺文研究会”在国内出版的刊物配合香港“国际编译社”的动作，对于这一手，周佛海可不敢抱什么希望。
原因无他，实在是因为“艺文研究会”在国内拥有的出版刊物现在的名声已经臭了大街，只怕是白送也没有人会去看。
为了大力贯彻汪兆铭“对外主和”的宗旨，千方百计的控制国内舆论，“艺文研究会”成立之始便直接出版了数本刊物，专门用来刊登汪兆铭、****圣等人鼓吹中国应与日本保持“和平”的亲日言论，在抗战的初期的确是影响了不少中国人。其中以《政论》旬刊最为著名。
谎言终归是有一天要揭穿的！1938年3月20日，《政论》旬刊第六期出版，在汪兆铭的授意下，《政论》旬刊在极其醒目的位置上以答问的形式刊登了“艺文研究会”骨干陶希圣的一篇关于“艺文研究会”宗旨及活动内容的文章。陶希圣在文章里面写道：“艺文研究会”的口号是“民族至上，国家至上。内求统一，外求独立。一面抗战，一面建国。”并声称：“民主政治不是民族分裂。要乘国家对外作生死存亡的抗战的机会，用民主斗争来减低政府力量，混乱政治的秩序，这是民主政治所不许的。”
乍看起来这篇文章似乎颇有一些道理，但在结合了当时国内各方爱国势力同意抗战的实际情况之后，便不难看出陶希圣实际上是在打着建立“民主政治”的幌子，将最高当局的那套“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老调重弹！陶希圣写这篇文章的真实目的是希望可以离间武汉政府内部的各方爱国势力。
但是很可惜，1938年的中国早已经不是918事变时那个半梦半醒之间的中国了!这些年来，中国人没少因为内部不团结而在日本人面前吃亏！中国人已经猛醒了！要对付日本人，国内就必须团结起来！
所以这期《政论》旬刊刚刚出版后没有多久，便立即遭到了各方面爱国人士的强力抨击！不但大批社会知名人士在报纸上直指陶希圣为卖国贼，武汉的进步学生更是直接包围了《政论》旬刊的出版社，连续示威了三天！最后虽然由武汉政府宣传部出面宣布《政论》旬刊出版社停刊一月实施整顿，让被困在出版社里面已经饿得半死的几十名“汉奸文人”脱了身。但是从那时开始，“艺文研究会”手中的几本出版物便上了武汉政府宣传部的黑名单。在民间的可信度也跌到了最低点，甚至都不如那些写名人艳史的街边小报！
将黄浩然的负面材料写在香港的几本刊物上，多少还是有些人会相信的。但是如果同时又写在了《政论》旬刊上面，只怕不但不能推波助澜，还会起到反效果！
“周主任！你想到哪里去了！我说的是咱们手中控制的那些非官方报纸杂志！资助了这么久，花了无数的钞票，是时候让他们做点事情了！”
汪兆铭白了周佛海一眼，然后直接说出了他的计划。“艺文研究会”在自己出版刊物的同时，还收买和拉拢了不少非官方筹办的报纸杂志，使其接受艺文研究会的“指导”。截至1938年7月底，从“艺文研究会”获得补助津贴的报纸杂志已经有四五十家之多，遍布武汉政府势力能及的所有区域！他为这些报纸杂志单独设立了一个研究组，分门别类的搜集资料，分析国内的言论动向，然后极具针对性的拟定宣传纲要，供这些报刊采用。可以说这些报纸杂志是汪兆铭手中的一张控制舆论的秘密王牌！
现在汪兆铭决定用他的王牌来对付黄浩然！
“在整黄浩然黑材料的时候，务必要记住控制节奏！黄浩然在政府里面的敌人可不止我们这一家！将南京方面送来的材料放一些出去，特别是像胡宗南、汤恩伯这些和黄浩然有过过节的将领，一定要全部送到！然后再找个立场中立的官员去军政部开第一炮！只要何部长受了第一份状子，就会有人立刻跟进的！到时候再让国内和香港的报纸同时动手！即便最后要不了黄浩然的命，也一定可以打乱武汉会战的部署！让南京那边满意......”
周佛海在心中将汪兆铭的话过了一遍，最后得出结论：汪兆铭的这个计划可以说是天衣无缝！不但利用了所有和黄浩然不对盘的势力，还对外表现了一种中立的形象！即便是最后出了什么事情，也一定不会惹祸上身！
于是周佛海决定，就按照汪兆铭的计划去办！
当天下午，一名平日里默默无闻的政治部官员拿着一份检举黄浩然的材料走进了军政部办公大楼，成为了第一位告发黄浩然的官员。那份材料被送到何部长的案头上之后，何部长既没有表示立即追查，也没有将材料驳回，而是直接将材料转给了侍从室！
何部长的这个举动释放出来的信号让那些从得知黄浩然被解职的消息之后就变得蠢蠢欲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