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96家事
从武汉到重庆，直线距离是756公里。由于四川省内的道路极差，所以坐汽车通常要走上十多天，孟施晴和黄浩然之间，便隔着这样的一段距离。
在黄浩然的推动下，黄家的人早已经全部迁到了重庆，并且将家产大把的花在购置重庆的土地和房产上面，结果当1937年11月20日，南京政府明令宣布移驻重庆办公并进而于12月1日在重庆正式办公之后，重庆便开始成为中国的战时首都，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地位日渐提高，地产的价格也是一日千里。
又是在黄浩然的指点之下，黄家开始将在重庆市区的产业分批高价出手，挂出的要价基本上是当时重庆市面同类地产价格的五倍还有余！而且不收法币，只要黄金大洋或者是美元！
起初的时候黄家老爷子还担心黄浩然要的价码太高，会很难找到买家，可是在仅仅几个月之后，黄家老爷子忽然发现自己家出售的房产价格开始和市场价已经显得有些优惠，购买的人更是排成了长龙！
虽然中国当时的抗战指挥中心尚在武汉，但随着南京政府的迁都重庆，东部沿海地区的工矿、机关、学校、群团组织、社会团体、新闻单位等纷纷迁抵重庆，大批全国的知名人士、社会名流也频繁地往来于重庆及全国各地。这些知名人士、社会名流迅速推高了重庆市内的地产价格，特别是那些比较高档的独栋住宅，更是受到了家产丰厚的知名人士、社会名流们的追逐，基本上是一天一个价！黄浩然得知之后，指示家人要随行就市的改动价格，除了不要法币的要求不变之外，卖的价格越高越好！
可即便是这样，在38年春节快要来领之前，黄家出售的房产也只能宣告售罄，在这场地产价格暴涨的盛宴中，黄家投资的一百余万大洋变成了八百万余元，而且手中还依然掌握着大量重庆郊区和周围县城的房产。
38年春节之后，黄浩然又指示在重庆的家人开始高价出售位于重庆郊区和周围县城的房产，依旧是不收法币，只要黄金大洋或者是美元。只是这一次的价格仅仅比收购时涨了一倍，而且以后不会再往上增加。
黄老爷子再次表示了他的不解，结果黄浩然发电报告诉黄老爷子，在重庆市内购置的房产是准备给有钱人的，所以价钱卖的再高也不怕，反正那些所谓的知名人士、社会名流来钱容易。
而在重庆郊区和周围县城买下的房产出售的则是一些从沦陷区刚逃到武汉的普通百姓，他们这些人由于没有上层渠道获得消息，以及太过信任国家军队的战斗力，大多已经将家产留在了沦陷区，如果要向他们要五倍、乃至十倍的价钱，只怕就要有人要破家了！
“取财有道！”
这四个字是黄老爷子在38年夏天给黄浩然下的最新评语，很明显如今的黄老爷子对他的上将儿子是满意到了极点！
38年入秋之后，随着日军侵略的加紧，南京政府的新临时指挥中心——华中重镇武汉岌岌可危。7月16日，武汉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行政院及中央党部以及国民参政会、国防最高会议从速迁往重庆”并于次日发出紧急命令，令所有驻汉中央机关于五日内全部移驻重庆。奉此命令，先前迁到武汉的国民党各党政首脑机关及其负责人开始了又一次大规模的西迁，7月18日起，国民党中央各部门纷纷迁往重庆；11月中旬，军事委员会又决定驻南岳各军事机关全部迁往重庆。
这是中国政府首脑机关和国家都城一次由东向西的大迁徙。
如今，重庆这一偏居西南内陆的普通城市因抗战的爆发发生了其历史上前所未有、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由一个地区性的军事重镇一跃而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社会的统治中心和活动中心，由地处川东的一座山城上升为一座与纽约、莫斯科、伦敦齐名的国际知名都市，由一个古老的商业城市发展成为战时中国门类最全、设备最先进、产品最多、生产量最大的工业基地，由一座先前在全国事务中默默无闻的地区城市一跃而成为指挥中国人民百年来反对外敌入侵并取得第一次伟大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抗日战争的神经中枢。
在重庆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地位发生上述显著变化的同时，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也开始陷入泥潭，在接连被黄浩然、薛岳、李长官等中国将领消灭了多个陆军师团之后，东京“速战速决”、“速和速结”的阴谋基本上已经彻底失败！
1937年日本人发动“七七”卢沟桥事变并迅速占领北平、天津后，为瞬间的胜利充昏头脑。日本内阁会议决定“放弃以前所采取的不扩大方针，筹划战时形势下所需要的各种准备对策。”随后，日本帝国主义又发出了于三个月内迫使中国丧失全部抵抗能力的狂叫。
而中国经济金融中心——上海及政治军事中心——南京的失守，更使日本侵略者得意非凡，当时的日本军方就曾信势旦旦地向其统帅部及日本政府保证：“南京一丢，最高当局就会屈服，中国事变就结束了。”
面对骄横的日本人，南京政府只好依据既定方针，在南京失守之前作出了迁都重庆的决定，以此表明中国政府“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的决心，从而打破了日“积极西犯，攻占中国首都，迫订城下之盟”的迷梦。
为配合正面战场的进攻，破坏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