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终于来临。
2月2日，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包括保卢斯元帅在内的九万德军被俘。
2月11日，艾森豪威尔被任命为盟军在欧洲的最高指挥官。
2月18日，宋美龄在美国国会演讲。
这年的春节刚过，大年初一那天，突然出现日食。全国范围内都能看到日偏食，东北地区甚至能看到日全食，不可避免的生出各种离奇传言。
其中最受国人追捧的说法，是日本即将败亡——太阳就代表日本嘛。
周赫煊现在已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扑在明史研究上。他的求生欲还是很强的，老蒋这次显然动了真怒，若是到处乱跑，周公馆门口的士兵肯定敢对他开枪。
但周赫煊并不后悔，《人市》中的所有情节都非随意编造，而是根据已经发生的事实改编。《大公报》在河南共派有四名记者，发回来的消息周赫煊都看了，触目惊心，让周赫煊不吐不快。
一月中旬，《大公报》刚刚复刊，就再度刊载了关于河南灾情的新闻。
这次写文章的是战地记者张高峰，他详细描述了河南灾民吃毒草、吃干柴、吃白泥的情况，并披露了汤恩伯在河南的丑恶行径。在文章结尾，张高峰还引用了中央社的电文内容：“豫省三十一年度之征实征购，虽在灾情严重之下，进行亦颇顺利。”并评论道：“据省田管处负责人谈：‘征购情形极为良好，各地人民均罄其所有，贡献国家。’这罄其所有四个字，实出诸血泪之笔。”
《大公报》总编王云笙也是个不怕事儿的，在这篇新闻后面写社评道：“河南的灾民卖田卖人甚至饿死，还照纳国课，为什么政府就不可以征发豪商巨富的资产，并限制一般富有者满不在乎的购买力呢？看重庆，念中原，实在令人感慨万千！”
于是乎，《大公报》又被停刊三日，记者张高峰更是被汤恩伯以“共党首领”的罪名逮捕。
周赫煊给老蒋打了几个电话请求放人，但无济于事。
直到数月之后，日军大举进攻中原，汤恩伯的部队溃不成军，张高峰才在混乱中重获自由。
端木蕻良来到重庆，暂时住在周公馆，成了周赫煊的专职借书员。
周赫煊既然要研究明史，以他自己的藏书肯定不够用，必须多方查找史料才行。抄书很好抄，但到了周赫煊的地位，越是抄书就越要谨慎。
《明朝那些事儿》是不可能抄的，笔调太轻佻，而且主观色彩太浓郁。这本书只适合做历史科普文，把它当成史学专著是要惹人笑话的。民国时期已经有人搞历史科普了，而且极为成功，那就是蔡东藩的历代通俗演义，连太祖读了都对其大加赞誉。
那么就只剩下《万历十五年》了。
此书一经问世，便被美国多所大学采用为教科书，在中国更是成为无数学者、作家、官员、企业家的案头必备书籍。电视剧《人民的名义》里边，高育良办公室书架上就摆着一本《万历十五年》，高小凤也因读过《万历十五年》而受到高育良喜爱。
但是，《万历十五年》虽然属于史著经典，但依旧有着难以掩饰的缺点。
原作者黄仁宇在写书时非常认真，引用了各种史料。可惜这些史料的引用却不严肃，他只使用符合自己观点的史料，对不符合自己观点的史料一概摒弃，甚至掐头去尾、歪曲裁剪。
比如对李贽的表述，黄仁宇先生把李贽评价海瑞的原话反着理解，对李贽赞扬寡妇守节的态度故意歪曲，对李贽评价蔡文姬的观点和李贽的哲学思想断章取义。
一般读者可能并不在意，但专业人士肯定要找茬。即便没人说什么，但只要周赫煊原封不动的抄出来，必然会误导读者对历史的理解。
好在重庆的图书馆很多，国立中央图书馆、国立北平图书馆、国立编译图书馆、中央大学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等都内迁来了。周赫煊每个星期让端木蕻良帮自己借几份资料，然后窝在周公馆慢慢研究，并思考着对《万历十五年》的修改。
此时周赫煊书桌上摆着两本书，分别是谢国桢的《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和容肇祖的《明代思想史》。他很久没有这样静下心来读书了，多亏了老蒋的变相软禁，把周赫煊身上的浮躁消得一干二净。
民国时期对明史的研究，30年代之前尚处于迷茫摸索阶段，但已经开始对明代的城市生活、党社运动、学术思想和对外政策进行研究了。到了30年代之后，明史研究开始跟马克思主义、西方新史学理论相结合，深入探讨明朝的政权结构、阶级变动、赋税制度、工农经济等内容。
说句不要脸的话，如今的明史研究专家，至少有三分之一属于周氏门徒，这些人的治史方法都是跟周赫煊学的。
春节期间见到周赫煊那篇讨论沈万三的论文，无数明史学专家欢欣鼓舞，因为周先生终于也开始研究明史了。
同样也得益于这些明史专家的研究，周赫煊现在找资料非常轻松，不断对《万历十五年》进行调整修改，但主题框架和其中的大历史思想没变。
“爸，你写这些对国家有用吗？”周维烈趴在桌边问，他春节是回重庆过的，元宵节后就要前往昆明。
周赫煊反问：“为什么你会觉得这些东西无用？”
周维烈道：“就算你把历史写出花来，也不能让国家多收一粒粮食，不能为国家多造一枚炮弹，能有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