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赐宴变成了辩论会，围绕着尚武的问题不断的讨论，赵祯在上面看的精彩，谁能想到对于这个问题会惹得朝中文武百官各种各样的辩论。
当然这一场辩论还有意外之喜，赵祯决定秋狝的这段时间里，每晚赐宴，不光是培养朝臣们的尚武风气，更是要把一些积压的问题尽量解决。
既然是秋狝，白天的时间自然被安排的满满当当，各种各样的狩猎活动，以及祭祀无时无刻的不在进行，而朝会自然是会被耽误的。
于是晚上的时间就变成了类似于朝会的赐宴，虽然讨论的不是朝政，但却是许多棘手的问题，比如大宋衙门的合并与改革，这就是一个大类。
年轻的文官最为支持合并，许多本就不合理的东西在他们眼中就不该存在，明知有些衙门根本就没有作用，或是多余，为什么不去砍掉？
典型的事情自然会被拉出来作为“靶子”，而这次负责秋狝之事的便是鸿胪寺，礼部的官员早已对此不满，奈何他们多是职衔而非差遣……
于是矛头便在指向鸿胪寺与礼部的问题时，又指向了差遣官和寄禄官的问题上。
年轻的官员对大宋的官制有着很大的疑议，并且这些疑议在赵祯看来都属于正确的，年轻人就是该有这样勇于质疑的精神，同时也该有据理力争的精神。
曾巩便是继苏轼之后再次挑起事端的人，他的矛头直指礼部和鸿胪寺。
礼部和鸿胪寺之间就有很多的内容是重叠的，同样的问题有时划归鸿胪寺管辖，有时又划归礼部，这就造成许多麻烦与不必要的繁琐。
礼部掌五礼及科举，礼部下辖礼部司、祠部、膳部、主客四司，初由侍郎掌管，各司侍郎均改为郎。四司分掌礼乐、学校、宗教、民族及外交之政。置尚书、侍郎各一人，四司设郎中、员外郎为正、副长官。
但事实上大宋的五礼却是由鸿胪寺掌管，在大宋鸿胪远比礼部来的重要。
掌朝会、宾客、吉凶仪礼之事。凡国家大典礼、郊庙、祭祀、朝会、宴飨、经筵、册封、进历、进春、传制、奏捷、各供其事。
外吏朝觐，诸蕃入贡，与夫百官使臣之复命、谢思，若见若辞者，并鸿胪引奏。岁正旦、上元、重午、重九皆赞百官行礼。”鸿胪寺旧置判寺事一人，以朝官以上充。
置卿一人，少卿一人，丞、主簿各一人。卿掌四夷朝贡、宴劳、给赐、送迎之事，及国之凶仪、中都祠庙、道释籍帐除附之禁令，少卿为之贰，丞参领之。
曾巩的观点很简单，并且有礼有节，赵祯自然支持，而反对之人也大多是老臣，他们反对的理由也很简单，大宋当持“祖宗之法”，继续保留叠床架屋的制度。
这些人都是朝中的“老油条”，他们当然也知道这种制度的不好，但有一点却是他们必须要坚持的，原因很简单，他们就是利益受众。
这些人不愿把问题牵扯到寄禄官与差遣官的身上，一旦这个制度被打破，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官场之中的老人最怕什么？
当然是改革，因为一旦实行改革，他们原本所努力的，坚持的东西都将被打破，更有甚者认为，他们自己就是从那个叠床架屋的时代走过来的，凭什么晚生后学不用接受这种“苦难”？
而且这种改变会打破从东京城开始一直延续到神都城中的利益链和利益集团，也许他们不是有意为止，但时间长了，有些事情就成了“规矩”。
对于朝堂之中的改革可谓是牵一发而动全身，虽然身为平章事的范仲淹对曾巩大力支持，并且照拂有嘉，有欧阳修这样的改革之士附和，但反对的声音和力度都很大。
如包拯这般的老臣坚决反对，并且他们的观点也难以让人有话说，“叠床架屋本就是大宋的祖宗之法，为的是限制官员滥用手中的权利，并且起到相互牵制与制衡的作用，一旦撒手，用什么去限制？”
赵祯心中真是有些无奈了，这说法真的让人怀疑他们是站在文官一边的，给你文官放权还不好？非要在叠床架屋的制度下挣扎才舒服？
这波忠心表的让赵祯“毛骨悚然”可见有时候为了保有现在的权利，人会固步自封到什么程度。甚至放弃了美好的未来，放弃了更为高效的制度，放弃了进步…………
但很显然，老臣的观点非常有卖点，让一些保守的人无话可说，相对于改革和高效，安稳却是极为重要的……
赵祯是皇帝，是大宋的官家，可惜有些时候他做事也要得到整个朝堂的支持，最少是两府相公的支持，他完全能把包拯外放，把不支持的人都外放出去，可如此一来，便会有更多的官员抗议，更多的官员上疏，矛盾就会愈演愈烈。
“蛋糕”可不是谁都能动的，赵祯为何能轻易的改枢密院为参谋院？原因很简单，大宋的军权本就是握在帝王手中，只需一句话，武将的任免便能决定，并且得到文臣的大力支持。
可到了文官自己的身上，问题就严重了，文官是本就掌握实权的！自从大宋开国以来不断的对文官的权利进行加强，也不断的打造一个开明的朝堂，于是文官甚至可以做出拒接圣旨，从而逼迫皇帝的中旨也无人敢接。
大宋两次轰轰烈烈的改革为何失败？
叠床架屋虽然限制了文官的权利，虽然让文官没了作乱的可能，但并没有限制文官的权利总量，该有的他们依旧保有，只不过分散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