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朔的朝会基本上都是讨论大事，自从赵祯把早朝，常朝合并之后，大宋的朝会制度就发生了根本改变，所有的京朝官都要参加朝会，并不是那种点卯性质的日常，而是参与国家政事的日常。
这是一种更加责任制的朝会，中书省，门下省向赵祯奏报要事，而出现什么问题，是谁的责任，由谁负责解决，都在朝会上有着一体的解决。
漕运出问题便拿漕运使问责，但漕运使因为身在各地的原因，并不能出现在大殿之上，这就是一个麻烦，而大宋并没有在神都城中设立漕运司。
于是便出现了朝堂上解决但并不能当场责成改正的机会，要通过中书省发文另行通知，再等中书发文各地漕运使，效率低下不说，警醒作用也有所降低。
这次正朔超会上，赵祯便以江州漕运使王砼为例，同时引向整个官制，表达了一种不满，但毕竟是自己祖宗留下的制度，赵祯当然要把话说的清楚，说的完美，不然就是打脸。
“昔日之官制，乃供太祖太宗谋划之用，大宋立国之初国不安宁，外有强敌，叠床架屋实乃无奈之选，因外敌强悍，四海不宁。如今天下大定，海内一清，这祖宗之法已然不适用矣！”
赵祯的话并没有让朝臣们太过惊讶，中书和枢密院两府“对持文武二柄，号为二府”这也是大宋的“文武分权”谁不知道？
毕竟早就有改制的消息传出，朝臣们也多少做了准备，两府已经只剩一府了。
现在枢密院已经被官家变成了参谋院，武将的任用变成了向官家建议人选，兵事则由枢密院一众参谋官商讨而出，官家决定了最后的计划和用兵之权，而禁军是独立的，十六卫也是独立的，边军更是独立的，他们唯一需要负责的人只有一个，大宋皇帝！
军权已经成为陛下的手中之物，但这一点谁都不会去反对，毕竟文官本就无法名正言顺的掌兵，只能向官家提出用兵的建议而已。
现在，官家又向中书下手了，这在朝臣们的意料之中，也在意料之外，中书省与唐朝的“中书门下”性质相同，是宰相办公的地方。
中书之外，尚书、门下两省名号虽存，但已成外朝，不是宰执衙门。
宋袭唐后期制度，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而以参知政事为副相。从尚书丞、郎到三师皆可加此等衔为宰相或副相。
但尚书令、侍中、中书令等三高官官，品高位重常“缺而不置”。
中书省才是大宋文臣的上峰，而门下和尚书省两省已经名存实亡，虽设尚书、门下、中书三省，而中书省之权特重，这看似是相权的增加，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相权之中的军权早已被剥离，而三司又夺了财政之权，只留下半吊子的政权还被皇帝分去一半，人事任用更是捏在皇帝手中，随时可以罢相，也随时可以拜相。
宰相不专任三高官官，尚书、门下并列于外，又别置中书禁中，是为政事堂。
这政事堂其实就是宰相的办公公衙，下设舍人院，有知制诰或直舍人院，负责撰拟诏旨。
还设孔目、吏、户、兵，礼和刑等五房，分曹处理事务。
这简直就是取代了六部的职能，所以大宋的六部多为空架子，实际权力由政事堂接管，同时也交给了大理寺，鸿胪寺等去分担，毕竟一个政事堂无法完全胜任其中的事物，还是要交给专业的去办…………
但由此也引发了一系列的混乱，拖沓，推诿，扯皮，赵祯想到就上火，以大宋如今强大的国力相比，如此效率低下的行政机构简直就是在犯罪。
所以在这次超会上就以江州漕运使为例，牵扯出整个大宋官职的不合理，并且要改制！
因为赵祯的种种手段，文臣已经被太子在朝会之前的“朗读”给惊过一次，现在看着官家提出改制之事，大多习以为常，而接下来便是朝臣们的附议。
最先站出来的便是三朝老臣李若谷，他是经历太宗，真宗，以及当朝的老臣，最有发言权，谁也抵不上他对大宋官制的了解。
保守派在这个时候拭目以待，希望李若谷能让官家“回心转意”。
但他们很快林略到什么叫“开口跪”，
“陛下圣明！历朝历代之国力，国情如云之动，万象之变！昔太祖太宗之法适与开国之初，却不适与今日，陛下继往开来，革故鼎新，实乃圣君之举也！”
这下朝中反对的保守派坐不住了，一开始他们看到李若谷受了官家封赏以为他说服官家了，那些封赏都是用来安慰老臣的，但谁想到居然是这种结果？
当然其中不乏有一些聪明人早已看出了端疑，太子太傅岂是轻易赐予的？没有实打实的好处绝不可能在有生之年得到！
由此可见他李子渊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那些和李若谷交好的文官立刻出班附议，称赞赵祯一番后，又提出自己的观点，当然都是支持改制的观点，一时间让原本坚持的保守派动摇起来。
这个时候，保守派中的聪明人迅速做出应对，他们也出班支持改制，因为他们知道再往后就没有机会了…………
从李若谷这棵大树的倒下，再到与他交好的文官倒戈，保守派文官全面崩溃，根本就不用赵祯费劲，也不用支持改革的文官声讨，很快朝堂之上便出现了一致的声音。
最后谁也没想到居然是王安石这个后起之秀出来石破惊天。
“陛下，天地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