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战争就是总体战，在这个时代还没有太多的普及，只有赵祯深谙其中的道理。
全面战争本质上是全民族的战争。
不仅战争已扩展到参战国的全部领土，卷入战争的人员也由军队扩大到全体百姓。在这种情况下，战争和政治都应服从于民族生存，战争是民族生存意志的最高体现。
因此政治应为作战服务。
大宋的朝堂无论什么部门都在这场灭国之战中为战争提供服务，即便是赵祯这个君王也不能例外。
大宋的许多人没有看出来，但却已经被融入到了全面战争之中，因为它的基础是民族的精神团结，赵祯为此采取特别措施，最主要的便是控制新闻舆论，大宋的所有报纸都在大肆宣扬这场战争的意义和伟大。
汉家至上的理论也被“有心人”提了出来，并且被高高举起。
同时朝廷和地方上的衙门也都开始镇压泄露军情者和不满分子，这种事情大宋早已轻车熟路，这是在利用一切手段进行精神动员，从而唤发伟大的民族精神。
也把军事教育融入到了教育之中，以强大的感染力动员百姓，也是在给百姓植入民族主义的精神。
单单这些还不够，也算不上全面战争，赵祯还下旨户部和三司，临时性的实行经济军事化。
因为是特殊时期，大宋和契丹百年恩怨的了结就在当下，平日里反对皇帝过多干涉财政的官员们在这个时都成了哑巴。
对国帑的去向完全闭口不言，他们比谁都希望大宋赢得战争，如此一来自己也可以名垂青史。
在短短的一周时间里，大宋的国家机器疯狂运转，得益于赵祯当初的改革，各部之间的配合非常到位，经济很快完成了战时化的转变。
粮食、服装、军械等重要物资，平时就有大量储备，战时所有的工厂更是加大力度的保证生产，一旦生产好的东西都会第一时间运往前线，而钱财等待朝廷来结清。
战争才是这个世界上最赚钱的买卖。
从始至终大宋的钱庄都是在朝廷的掌控之下，所以在这个时候完全能起到稳定纸币的作用。
再加上大宋的民族自信，百姓们相信最终大宋会赢得这场战争，交钞的价格非但没有跌下去，反而有一点点的增值。
并且大宋的战争物资完全能做到自给自足的程度，一时间在朝廷的主持下，军备工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国营的兵工厂更是繁多，赵祯觉得大宋已经做好长期战争的准备。
他并没打算不宣而战的搞突袭，想这样做也根本办不到，反而得不偿失，北伐的檄文由苏轼所写，端是称得上荡气回肠，震撼苍宇。
端明殿大学士，北京路安抚使韩琦将会担任使者，亲自把大宋的檄文和赵祯的国书送到契丹的上京城，送到女皇萧挞里的面前。
在这个时候赵祯已经开始建立他的御驾亲征体系了。
之所以这么说乃是为后世开先河。
日后继任之君在全面战争到来的时候必须要御驾亲征，虽然不用抵达前线，但却必须要在中军建立有效的指挥。
这种制度便是类似于后世独裁式的战争指挥体制。当然在封建君王的面前，独裁并不是奇怪的事情，一直都是这样罢了。
独裁制度能最大程度上的调集资源，指挥军队，当然皇帝也不都是各个会打仗，但大宋早就已经有了一套完善的参谋制度啊！
若是在以往，完全可以任用具备卓越的才能、坚强的品格、充沛的精力、敏锐的观察力等优良素质的人为统帅。
大宋历次大战下来，不得不承认赵祯非常希望狄青作为这场北伐战争的主帅，但狄青远在千里之外，剩下的人都不太适合，倒是这段时间对王韵的观察，赵祯觉得他颇为合适。
可惜他太过年轻，并且名声不显，在军中的影响力和地位都不允许他担任主帅，不过王韵却是一个极好的参谋，所以赵祯任命他为参谋军事使。
这是类似于参谋长的官职，只有在战争时期才会设立，极其重要。
赵祯不好办的事情完全可以由他来办。
加强国民和军队“在种族基础上”的民族团结，考察与战争有关的各项方针政策，甚至是指导战争全局等，这时候，参谋军事院就可以贯彻他的思想，结合宣传、军械、经济、政治等多方面进行部署。
至于方舟所部的十万大军完全是赵祯预留下来的一支奇兵，最主要的任务便是以最快的速度向上京城推进，以此体现和论证当初他向赵祯奏报的战术价值。
神都城，征兵的旨意已经下达了半个月，在这半个月的时间里，宋军的捷报频频传递，无论击溃多少敌军都会有捷报传递自此，以鼓舞大宋军民的士气。
现役的士兵自不用说，他们之中的大部分已经投入到了前线。
神都城中的上四军禁军除了留守皇宫城池的人除外，其余的全数向北开进，抵达北京大定府之外，有些甚至已经抵达大宋和契丹交界的高州，武安州等地。
即便如此，退役的老兵也在朝廷的征召下开始成建制的出现，他们的目的地是赵祯即将前往的惠州，这里在武安州和大定府的中间，最方便指挥调度。
一旦战争打响，大定府中除了守军之外剩下的士兵便会奔赴前线，而赵祯所在的御驾宫帐就会成为大军的后方，安全绝对有保证。
赵祯还未动身，朝堂的臣子们极力要求跟随，对于他们来说最好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