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大家都崇拜皇帝，但皇帝不喜欢的人，却未必一定会全体共诛之，全国共讨之。蔡京要刻元祐党人碑，要找刻工，这些刻工有些是刻过苏轼和黄庭坚诗作的，有些居然想不通。九江这个地方有个刻工，名叫李仲宁，手艺很棒，他接到地方官的指令，要他刻党人碑。他说，小人家贫，靠刻苏学士和黄学士的词作得以饱暖，现在要以奸人为名，将他们刻在石上，我不忍心；长安这个地方也有一个出色的刻工叫安石，他也不肯，地方官加以鞭笞，不得已，他说，非刻不可的话，我不能刻上我的名字。
虽然人们总是说，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尽为读书人，不相信劳动人民一定会比读书人道德高尚。底层的百姓，每每弯子转的没有读书人那么快，想不通的时候肯定是有的。什么叫作好人，什么叫作坏人，他们自己也有一个标准，肯定跟上面的政治标准不怎么一样。
党人碑刻完之后，虽说遍立各个州县，但偏偏理县这个地方，谭守礼却没有刻所谓的党人碑刻，只是四处张贴了一些榜文而已，本身理县这穷山恶水的地方刁民就多，匪患更是数不胜数，上级官员并不敢实地进行堪舆。而且地方上的文人抵触情绪高涨，谭守礼作为苏东坡的忠实粉丝，他自然不允许任何人污蔑他的政治偶像，在理县这事便不了了之了。他虽然不知道数年之后蔡相倒台遭贬，一路上没人给饭吃，被活活饿死的结局。他这一步不畏权势的虚与委蛇，至少在弹丸之地的理县的士大夫中获得了高度的赞誉，也可以说是他某些不可告人的政治远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