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严歌苓觉得这样的描写过于轻松，好像是妓女们坐惯了风月场，因而如此向往做一次女学生似的。在另一个加长版里她进行了改动，妓女们显然多了许多的纠结.
只有赵玉墨一人大义凛然：“我们跟日本人走。把学生们留下来。”
除了她的小跟班红菱愿意随从前往之外，玉墨的主张遭到其她姐妹的极力反对，最后玉墨不得不使出起妓女头目的威风，将她们骂“醒”：
“好，有种你们就在这里藏到底，占人家地盘，吃人家口粮，看着日本人把那些小丫头拖走去祸害！你们藏着是要留给谁呀？留着有人疼有人爱吗？”她现在像个泼辣的村妇，一句话出口，好几头挨骂，但又不能确定她究竟骂谁。“藏着吧，藏到转世投胎，投个好胎，也做女学生，让命贱的来给你们狗日的垫背！”
这一番棒喝果然有效，妓女们很快“认了命，温顺地静默下来”。
这个版本已经很符合魏特琳日记里的记述，只不过在真实的金陵女院里骂的妓女们认命的不是什么玉墨，而是魏特琳，而是那些自觉自己干净的良家罢了.
妓女们也不是醒悟了，只不过是认命了罢了.罢了，反正已经是不干净的身子了，给谁不是给，谁让自己的命贱呢，活在这个人世就是遭罪呢.
如果说两个版本有什么不同，最大的或者说唯一的差异就在这里：前一版本是妓女们欣然前往，后一版本是妓女们委屈从命，当然，在前者“欣然”的背后，莫不是深深掩藏的对命运的叹息。
如果说与历史真实有什么重大出入的话，那就是严歌苓着意刻画的妓女们对“女学生”身份的向往。
如果妓女假扮女学生这样的情景真的曾经发生的话，乔峰以为严歌苓的想象是合乎情理的：在赴死的路上，做回早已被她们遗忘的女儿身，似乎也是一件颇令人感觉安慰的事。
“二十分钟后，厨房的门开了，一群穿黑色水手裙、戴黑礼帽的年轻姑娘走出来，她们微垂脸，像恼恨自己的发育的chù_nǚ那样含着胸，每人的胳膊肘下，夹着一本《圣经》歌本。她们是南京城最漂亮的一群“女学生”。“
这是我想象的，因为女学生对她们是个梦，她们是按梦想来装扮演女学生的，因此就加上了梦的美化。”严歌苓曾如是描写道。
但在乔峰看来，这样的场景在历史现实中恐怕未必真的发生：在面临被凌辱被损害的紧要关头，谁还在意什么曾经拥有过的女儿身呢？那不过是一个遥远的凄惨的童梦罢了。
然而在张国师的电影中，“学生梦”却被再次夸大。
可以设身处地地去想一想：假如明知天亮以后就将走上一条黑暗残酷的地狱之路，今晚的脑海中翻腾的会是什么呢？是终于可以做一回“女学生”的欢欣期待？还是为即将到来的凌辱与残害而恐惧不安？
显然，在张国师心中，妓女们对做学生的期待远远胜过了对凌辱与残害的恐惧：新剪的头发，郑重的新装，灿烂的笑，再来一曲悠长曼妙的《秦淮景》，广角镜头拉出十二个绚烂多姿、摇摇曳曳、婀娜款摆的美丽女子.
是的，她们那么美丽，那么绚烂，仿佛黑暗的黎明永远不会到来，她们永远都是秦淮河上最美的女子，她们所遭受的血淋淋的残害和牺牲被观众淡然忽略、被历史悄然遗忘，几十年后又被从历史尘埃里被拣出来，成为一件消费品。
乔峰无法相信这样一部电影可以真正的触痛中国人心灵上的战争伤疤.
哭的稀里哗啦或许可以，但是痛入骨髓却难以做到.
事实上，随着80年代以来经济大潮的翻涌，中国人早已抚平了伤疤，有多少人关注过南京大屠杀的创痛？乔峰觉得大多数人心里，压根就没有这道伤疤。
甚至于，为了中日友好，为了贸易往来，国家一直在试图淡化那些战争/就像黑太阳731，要不是乔峰的坚持，这部电影早就因为政治的原因给早早下画了.
而不是像现在，过年期间两个月的时间，够分量的排片顶着，一直将这部限制级的影片在香港的票房推到了两千多万.
正如严歌苓所说：“战争中最悲惨的牺牲总是女性。女性是征服者的终极战利品。女性承受的痛苦总是双倍的。”
但在张国师的电影版本中，这一主题并没有被如实呈现。在中，三个军人是被尸者从死人堆里捡回来的，在整部中他们甚至没有机会放一枪一弹。要说的是，严歌苓的是基本符合历史事实的，在南京那场大屠杀里，中国士兵们被曰本鬼子连哄带骗，捆绑成一长串带到江边，然后就是机枪扫射，他们甚至还没搞清楚怎么回事就已经命丧黄泉。
但张国师的电影却浓墨重彩地渲染“军人”的英勇无畏，杀敌到最后一刻。不是三个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伤员去教堂求救，反倒是军人们一路护送女孩们脱离险境。不是军人们在教堂里赖到最后一刻不肯离去，反倒是他们主动撤离，远远地打起了教堂保卫战。
在严歌苓的里，三个军人被赵玉墨迷得团团转，就连戴少校也在玉墨柔媚的“眼风”里晕头转向，甚至玩起了暧昧游戏。比起电影里面刚毅不屈的军人形象，我更相信才是呈现出了人性的真实。
张国师的这一篡改，改的不只是严歌苓的，更是对历史的篡改和捏造。迄今为止，在那场大屠杀中，中国的军人们似乎从未留下战争中可歌可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