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易把照片翻转过来，全家福背面标注着“nov.20，1887”的字样，应该是婴儿周岁时所摄。半身相反面则只是简单的写了个“may”，这应该并非拍摄日期，而是老高易妻子中文名字的谐音。老高易称呼他妻子为“梅”，但具体是否真的是“梅”字就不清楚了，也有可能是“玫”，反倒是“美”字不太可能。他的妻子是广东人，粤语里“梅”、“美”发音不同。老高易提起妻子名字的时候，发的音总是带着ui的韵，而不是纯粹的may。
这两张照片高易还是第一次看到。关于生命中这段最幸福的时光，老高易平常聊天中反倒极少提及。高易也只是通过偶尔的几次交谈，零星了解到梅和他儿子都死于1894年那一次疫史上闻名的广东鼠疫大爆发。当时广州城十室九丧，光是棺材半年内就卖出去十万具。等疫症扩散到86公里外的香港之后，困扰人类数百年之久的鼠疫杆菌，终于首次自死者的淋巴腺中被分离了出来。
高易拿起箱盖上的日记本，准备把照片重新夹回去，但却发现这是本他从未见过的日记。
老高易写的日记他以前也曾读过几段，通常都是些充满烟土味的呓语，诸如“随着眼睛创造性的状态的增长，在大脑的醒着的状态和睡着的状态之间的某一点似乎产生了一种交感力，因此我不论向黑暗召唤什么或者描绘什么，它都会转移到我的睡梦中来”、“在黑暗的中心，心象建造了城市和宇宙，它精巧的艺术超过了菲蒂亚斯和普拉克希特利，堂皇的程度超过了巴比伦和西卡托皮洛斯”、或者“那久埋地下的美人，在洗净了墓中不洁之后，都召回到光天化日之下，只有你才能把这一切礼物赠给人，只有你才掌握着天堂的钥匙”之类。
然而这本日记中，在被风吹开的那一页上却清醒的写着：
“周遭还有其他人，全都横躺在席榻上，具体有多少，我看不太清楚，因为店堂几近昏暗。但知道隔壁有着志同道合之士与我同时沉浸于飘飘然的醉意之中，这使我的灵魂充满了博爱的愉悦，情感的安全。这是我新的祖国，新的宗教。强烈又愉悦的连带，紧紧接近人与人的距离，比起我的出生地爱丁堡，或者伦敦、巴黎之类的腐朽都市，我觉得自己和这些在福州路吸烟的亚洲兄弟在一起更自在。”
日期写的是frijun，某个六月的星期五。高易又朝前翻了几页，终于在类似份商情摘要的一页上发现了年份，是1867年。那时候老高易应该才刚满20岁。
老高易年轻时是江海关（上海海关）诸多苏格兰籍雇员中的一员。大清海关在罗伯特·赫德治理下，采用的是全球招聘制度，老高易正是通过了海关驻伦敦办事处的公开选拔考试，这才来到了远东。
高易随手翻看着日记，一个全新的不为他所知的老高易渐渐跃然纸上。
他之前一直主观的认为老高易是在失去妻儿之后才染上烟瘾的，烟瘾又使他事业失败、同原先所处的主流阶层隔绝，从而才沦落到了社会底层。
但根据这本日记，老高易事实上从青年时代起就是个无可救药的瘾君子，一个天生的超越阶级、国别、种族的博爱主义者，从本性上就具有自我毁灭与反社会倾向。与自身阶级的决裂完全是出于他自发性的选择。
老高易在江海关服务了五年，积累了一笔不小的财富之后，他先是北上天津，参与到了采矿机械、铁路机械的交易中，然后他又独立经营起羽毛、毛皮生意。在这上面他干得很不错，业务扩展到汉口、哈尔滨，也逐步开始拥有一些码头、货栈之类的不动产。
然而他积极进取的生活到此就戛然而止了，天性中消极的部分占据了上风。三十五岁那一年，也就是1882年，他已经结束了北方的所有生意，迁居到广州，过起了离群索居的生活。又过了三年，在跟育婴堂出身的梅结婚之后，他更是同原先的圈子几乎完全断开了关系，彻头彻尾成了一名隐士，直到坏运气不断袭来，逼迫他不得不重返社会从新开始讨生活为止。
小小一册日记本，浓缩了一个人的大半生。高易直到天亮都在读着日记，倒是让他暂时忘却了身上的疼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