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麦边五十多岁，苏格兰人，棕发碧眼，宽脸庞高个子，跟这个时代绝大多数白人男性一样，上嘴唇上留着一撇浓密的胡须。
他最早是在香港为一家英国银行打工，后来在扬子江边的上海看到了发财致富的机会，于是在1870年来到了上海，开设了独资的麦边洋行。麦边洋行是经营航运及烟草起家的，所以在房地产主营业务之外，洋行仍保留着规模庞大的船队和码头，直到前几天打包卖给日本人为止。
不过跟大多数在上海创业的苏格兰人不同，他并没有把麦边洋行开设在公共租界，而是开在了法租界的西外滩1号，也就是洋泾浜南岸的第一幢房子。这固然是由于资金方面的原因，对西方人来说当时的法租界远较公共租界来得偏僻，夹在公共租界与南市的传统华界之中，各方的设施和环境肯定要比公共租界来的差，地价自然要便宜得多。但是从中也能看出他眼光的独到之处，因为当时的虹口也同样能够提供廉价的地皮，甚至比法租界还要来得便宜——事实上麦边洋行的第一个码头叫汇山码头，也就是后来的公平路码头，就位于虹口，而不是在法租界，理由很清楚，虹口离黄浦江的出口更近，地价也更便宜。
他的这一行为当然赢得了法租界的欢迎，加之在以后中法开战期间，他作为英国公民奔走于清廷和法租界之间沟通、调停，使得法租界安然度过了这一非常时期，由此赢得了法国人的尊敬。因而，从1889年起，他连续八届被推选为法租界公董局董事。以法国人特立独行的一贯性格，这在法租界公董局历史上也是唯二的——另一个则是英籍犹太人哈同，他从1892年起担任过十届董事。说起来，除了一个是苏格兰裔，一个是犹太裔之外，他们二者无论从年龄、经历、事业上来说，都出奇的相似，可谓是一时瑜亮。甚至他们对老婆和房子的选择也差不多，哈同娶了个中法混血女人，而麦边的老婆则是中俄混血，他们都住在静安寺路。
然而在法租界混得风生水起的代价，是他在公共租界的权力缺失，虽然他是地产委员会的主席，但是他却始终无法加入工部局董事会。而在他看来侥幸加入工部局董事会的哈同混得也并不好，一心想要推进的洋泾浜填埋工程被董事会否决了不说，就是一些小的提案也很难通过。董事会甚至还连续两次通过了强行收购属于哈同名下土地的提案。虽然他和哈同之间因为业务相近、权力范围重叠的缘故，彼此并不对付，但是也难免让他有种兔死狐悲之感。
同苏格兰族群的疏离大概要算是他人生中最大的败笔，这是随着他的生意越做越大后的切身感受，毕竟这个城市的钱袋子是掌握在苏格兰人手里的，要不然他也不会连贷个十几万两银子都需要公事公办。
跟他截然相反的就是眼前这个如彗星般崛起年轻人，他第一次听说对方的名字还是在一项他完全不感兴趣的运动中，然后是为了法租界一块几万两银子的地皮找他疏通关系，第三次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竟然已经是想要收购自己手中价值几十万两的土地了。可以说是几个月内完成了他花了二十年时间才能达到的财富积累。凭什么呢？在他看来无非就是苏格兰族群的帮衬罢了。至于为什么安德森、泼兰的斯、凯斯维克这帮人会如此全力以赴的支持这个年轻人，就完全不是他所能理解的了。
麦边转动着手中的酒杯，细细打量着高易，完全看不出来眼前这个年轻到让人嫉妒的小家伙有什么值得欣赏的，除了长了一张娘们喜欢的脸蛋之外可谓是一无是处。
“八万两银子一亩，不二价！”麦边说完把杯中的威士忌一饮而尽，重重扣在吧台上。
当时他选择法租界虽然有押冷门、烧冷灶的投机意图在里面，但说到底还是资金匮乏的无奈之举，所以一旦有机会，他还是愿意回到公共租界来的。这个机会在1899年降临了，谁能想到如日中天的霍格兄弟竟然这么早就想着要功成身退衣锦还乡了呢？在他看来，两兄弟至少还能再奋斗个二十年。当时简直就是他们这群地产大鳄们的盛宴，而他也抢到了属于自己的丰硕一份。其中最有价值的就要属与他的洋行一水之隔的洋泾浜对岸这块地了，他心目中这里将是未来的麦边洋行总部所在，这一水之间，可以说他已经为此等待了二十年。
然而现在到了他做另一次选择的时候了，如果他把这块未来总部的地卖掉，可以立即回笼二十万两的资金，其中刨去当初的六万两购地成本，净赚十四万两，五年内本钱翻三翻，怎么说都不能算是笔亏本生意；而如果他不卖这块地，那么他可以贷到八万两左右的贷款，但是离他目前所需要资金仍差了十万两，由于他的其他财产能抵押的都已经抵押掉了，因此为了这十万两他必须要抛售三十万，甚至五十万的其他土地，不但损失了下金蛋的母鸡，而且会打破他的收支平衡。减少的这部分收入，很可能会造成他未来资金匮乏，故而不得不再次出售土地，以填补亏空。这样一来很可能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让他的资金链彻底断裂，他所建成的地产王国也就因此而崩溃了。
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麦边的选择是不言而喻的。更何况他这次筹集资金是为了一项新的事业——橡胶种植，就像他年轻时看好上海的发展，于是义无反顾的投向这里一样，他相信这项新的事业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