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进一步让这三条线不能勾结在一起，除了他们之间的公职身份不同之外，政务院还在《在基层政权建设指导意见》中注明，每个村里的县咨局委员一般选择当地的缙绅或者地主，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就以村里的工匠或者小商人充任，因为他们的利益诉求和普通农民不一样。
这个体制的初衷是尽可能的遏制村级政权可能产生的各种“乱相”。有一定社会经验的元老都知道，大凡需要“维稳”的突发性社会事情，很多都是从基层的小事情引起的。一点小小的不公正，一个连正式身份都没有的所谓“官”，利用手中很小的权力为非作歹，多吃多占……一点一滴的积累起基层群众的强烈不满，最终演化成骚乱。
除了村级政权建设之外，政务院还有一个野心勃勃的对村落本身布局进行全面调整的计划。具体说来，就是分户并村。
分户的思路是减小每户的人口数字，而并村则是将较小的村落集中成大村落，便于行政管理和控制。
村落太小，必然会造成村子经济的自然化倾向，人力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和管理。这是企划院不愿意看到的。执委会的元老们尽管各自政治倾向不同，但是对最大限度的控制和使用人力均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
他们从大陆上移入的移民已经按照这样的思路被安置了，被安置在一个个按照统一模板建设起来的标准村里，每若干个村又被一个按照标准模板建设起来的公社所管辖。户口、档案、群众组织，每个人都被有效的控制着，几百名脱产或者不脱产的干部从上到下的控制着整个体系，高踞其上的是民政人民委员会。
借助这个严密的控制体系和电报电话系统，一个指令从百仞城发出到最末端的村级政权的齿轮开始运转，用不了半小时。这次反围剿作战中这个体系在动员人力物力方面表现出了很高的效率，这也使得元老院和政务院坚定了原先的“全面贯彻新体制”的决心。
接下来就要轮到临高当地的原住民了。在元老院的会议上，民政人民委员会关于“全面推进新社会体制”的提案获得了通过，随后由马千瞩签署了中央政务院第390号令，授权民政人民委员会对临高的土著村落进行新体制建设。
唐糖随着熊卜佑到了县办大院，这里正要召集会议，讨论政权下乡的具体事务。未来的工作队队长们正三五成群的聚拢在院子里的各个角落聊天说话。第一批十个工作队已经建立起来了。每个工作队由十五到二十人组成，全员配备武器。队长由有志于民政事务基层工作的元老们担任。按照社会调查部主任杜雯的指示，每个工作队至少要有二名元老。以便“互相监督”。队伍里还要配备专职武装队员和卫生员。
所有在小灵通通话范围之外工作的工作队至少要携带有一部能够叫通附近营地的大功率的对讲机，以确保在发生骚乱和其他危险的时候能够得到救援，也便于及时和总部进行沟通。
为了便于沟通和最后榨取一部分县衙这个旧统治机构的剩余价值，刘牧州和杜雯商量了下，把政权下乡的总部设在临高县城里。
设在县城里能够随时使用县衙门这块牌子，遇到某些冥顽不灵分子，需要干些有损“伟光正”的事情，就用县衙的名义来办理，反正现在大印是掌握在王兆敏手里。也差不多是掌握在元老们手里了。三班六房的衙役小吏，没有给斗争死或者抓去劳动改造的一概在学习班边劳动边随时听用――他们无不热切的准备为穿越集团效劳。
此外，杜雯和刘牧州还准备就近使用县衙架阁库里的各种档案。大图书馆的一个档案整理小组就驻在驻县办后面的一个院子里，每天都在清理、誊抄和复制档案文件。
负责清理这批档案的莫水非常愉快的领导着原先的书吏们和实习生们清理档案材料。从档案里他发现了许许多多有趣有用的东西，当然也抓到了不少人的把柄。
“掌握档案的人就掌握了所有人的尾巴。”他得意的给了刘牧州一本潜心搜集的小册子，里面罗列了本县的大户缙绅们的许多不法之事和祖辈的家长里短乃至丑闻。都是从架阁房的档案里找出来的东西。比如某某人的祖辈曾经霸占过别人的田产，某某人的长辈曾经调戏妇女被人告过。特别是一些“争产”的官司，更是暴露了许多大户人家的隐私。这些材料原本在架阁库里生霉腐烂，忽然间一切岁月的沉渣都暴露在阳光下了。
“要是哪个缙绅大户不配合，你就用材料把他搞臭！”莫水说，“材料还没有全部清理出来，不过我已经把架阁库里的‘找档档’搞清楚了，掌握了这个，就能要什么找什么了。”
刘牧州关照再把各房留用的书吏召集几个起来备为顾问。
“开会了，开会了。”有人在台阶上喊道，正在聊天侃大山的元老们纷纷走进了屋子。
这里只有一个很小的会议室，里面放满了椅子和长凳。一盏汽灯照得屋子里雪亮。大家随意找个座位坐下。
会议由杜雯主持召开，就如何建立基层政权的问题上，几天前她已经单独和马千瞩进行了一晚上的谈话，用杜雯的话来说：“理顺了思路，领会了精神。”
“同志们！”杜雯清了下嗓子，“下面我们就在基层建立组织议事一事传达一下民委和政务院的精神，其中也包含有我个人的看法和经验，供大家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