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最后还是担心到时候会什么话都说不出来，这是极可能的。毕竟我本来在公众场合就不善言辞，这是一大缺点。为了以防万一，我不得不作了别的打算：“不如把这些话记在纸上。对，干脆就写一封信，一封给校领导的公开信。在信上跟他们评理，岂不是一样的？”
我决定写信。回到家里，冒着秋凉。写到三更半夜，直到夜深人静时，才把这封信完成，密密麻麻的写满了两张纸，装进衣袋，才睡了觉。
第二天早晨，仍然没有老师来赶这帮孩子们。
然而上午，那群校领导又一起走过来了。在教室门口站定，开始点名赶人。
大家服从命令，不得不一个个走出教室去。
我把课本托付给马晓亮，理直气壮地走出教室，却发现大家没有一个人按要求回家拿钱的。
等这群校领导完成点名赶人的任务出了教室，发现教室外的情形，个个都显得很惊奇，团支部书记刘伟也在其中，他眯缝着半笑的眼睛，撇着嘴看着这批学生。
“你们咋不回去拿钱去？”一个领导问，不过口气里威严不足，笑意有余。
“家里没钱怎么拿？”李军以笑对“笑”。
“你会没有钱吗？看你那西服穿的，皮鞋穿的……”刘伟刻薄地讽刺着，依然半笑不笑的。
李军不笑不说话了，站在那里脸红红的，显得甚是尴尬。
秦争辉跟刘伟打起嘴仗来，我隐约中听到他很悲愤地说：“拿不出钱来你们可是要我出血？你告诉我一个地方，我去卖血去……”
只见刘伟同志那张白纸一样的脸，奇迹般的变得通红起来。他窘迫了好一会儿，这才镇定下来，开始了自己滔滔不绝的反击：“你这人怎么说话呢？不几十块钱，才多少钱？我就不信你拿不出来！少买一件衣服不就有了？哪有那么严重？”
不出我所料，我什么话都说不出来，虽然我想说诸如“这钱能拿出来不错，但是也得分个该拿不该拿，现在农村里税费那么重(那时苛捐杂税的确如狼似虎)，每年就一亩多地那么点收成，还得买化肥农药，还得交学费。我们家长每年都交了那么多苛捐杂税，里面就包含有教育方面的提留款建校费，虽然我们是利辛县的没落到太和县官员的手里，可也不能让我们交二回啊。实在不行，你们可以跟我们这边的政府打交道，把这笔钱划过去不就行了？现在各级政府三令五申明确禁止学校收取一切额外的费用，你们这么做不是明知不对还要做嘛……”
我说不出来，既是没有勇气说，也是没有这个能力表达这番曲折的大道理。更何况这里也没有提供给我发挥的空间，至少没有我想象中的“谈判桌”，和谈判双方的地位平等。
好一会儿说不出话来，好在我早有预备，就掏出来那封我费了好大劲写成的“给校领导的公开信”，递给了其中的一位领导，后来才知道，这位身材魁梧个性深沉的中年汉子是副校长。
交出了信，我便转过身，喝了一声同伴们，走出了学校。
下午，那群领导的阴影又出现在了门口，我们又被请了出来。
在操场上站着，大家心里难堪的很，北边隔路就是自己的学校，但是不能进去，学校大门已经被锁了起来。
太阳有气无力地低垂在西天的浅云里，它的余晖使大地上枯黄的野草更加黄得逼人的眼。风冷冷的吹着，时节已是深秋。
孩子们不能进学校，但也不愿回家，只是在操场上等着。站着的、坐着的、低着头，默默地。
李军和秦争辉他们已经交了钱，现在我们班的只剩下贡献、秦子亚和我三个人了。
“走，我们跟他们评理去！”人群中有人愤怒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