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这句话不是高务实的“原创”，此处乃是引用。此言出自《诗经·大雅·文王》，本是一组歌颂周文王的诗篇，其开篇云：“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这话的大意是：周文王神灵在天，光明显耀。周虽然是旧的邦国，但其使命在于“新”。这里的“新”，既可以作动词，表示“革新”；也可以作形容词，表示保持一种常“新”的状态。
众所周知，周国的历史很悠久，故此处称其为“旧邦”。商朝后期，周成为商朝政权下的一个强大方国，臣服于商，但商对它并不放心，曾囚禁文王于羑里。传说中“文王拘而演周易”，就是这时候的事。
文王回到周国后，一方面发展生产，另一方面扩张地盘，久而久之，国力大增。到他儿子武王时，已经强大到“天下三分有其二”，终于灭了商朝，建立周朝。
可以说，周文王是商亡周兴的关键人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即指周文王带领周这个“旧邦”崛起建立新朝的历史功绩。到了后来，“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被人们赋予新的含义，形容我华夏虽然是个古国，但其使命却在于维新，应该并一直通过改革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
《诗经》是孔子非常推崇的古籍，因此其“官方地位”也很高，高务实引用这句话作为自己改革的依凭之一，至少从“理论”上很难被反驳。
事实上，要从其他方面找依凭也不是不可以，比如高务实的本经是《易》，而《易经·系辞下》中就有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里的核心便是“变”。
为什么要变呢？因为要适应。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在发展的，各方面的情况是永远处在变化之中，你若不变，就很可能适应不了，就会出乱子。
你三岁时穿的衣服，到了三十岁时难道还能穿吗？
如果说《诗经》的地位虽高，毕竟还不够“正统”，怎么办？
没有关系，《礼记·大学》中也曾记载，说商汤王在浴盆上刻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铭文，用以提醒自己要及时反省和不断革新。
自朱熹将《大学》与《中庸》、《论语》、《孟子》合编注释，称为《四书》之后，《大学》早已是儒家主要经典之一，也是当今大明科举“必考科目”。大明民间虽有学人反对程朱理学，但至少还没人跳出来反对四书本身，所以高务实并不担心没法给自己的改革找到依据。
至于他刚才提到的另一句“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则是出自《商君书·更法》。这句话就说得更加直白而且直接，意思是治国之道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只要有利于国家，就不一定非要拘泥于古法旧制。
《更法》是《商君书》中的第一篇，主要反映商鞅反古易礼、推行新法、施行新政的变法思想。高务实在此引用是有深意的，而且他确定眼前这两位同僚肯定能听懂——都是堂堂进士老爷出身，总不可能连《商君书》都没读过。
具体到《更法》这一篇，它是以对话的形式，记录了秦国变法前夕，商鞅同甘龙、杜挚针对“是否变法”这一问题在朝堂上进行的一次论战。
当时秦孝公首先提出议题：“吾欲变法以治，更礼以教百姓。”
甘龙首先表态，说“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杜挚也表示说“法古无过，循礼无邪”。
商鞅当然反对甘龙、杜挚这样的论调，于是反问二人：“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兵甲器备各便其用。
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汤、武之王也，不修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君无疑矣。”
这便是商鞅“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论断，它表达了坚持变革，反对因循守旧、勇于进取的革新精神。
商鞅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指出了夏、商、周三代礼制不同，但都称王天下；齐桓、晋文等之所以称霸诸侯，也是因为各自法度不同——如果各国法度一致，凭什么就是他们称霸了呢？因此商鞅论断：治理国家没有一成不变的方法，只要对国家有利，就不妨大胆改革，无须效法什么古制。
为什么高务实忽然要抛出这两句话？因为这两句话这就是他为实学派找出来的“政治纲领”——什么叫实学派？心学也自称是“道德实学派”，我们如何与他们区分开来？
这就是区分。
我们这个实学派是经世致用实学派，讲究的是做实事、求实效。做得好与不好，不是看口号喊得响不响亮，听起来高不高尚，我们是要见真章的。
什么是真章呢？
高务实稍稍停顿，道：“实学派走到今日，有些目标必须要更加明确了。我们不是为了与谁争权、夺利，我们的目标是至少要在天下承平的基础上，让朝廷有更强大的财力来维持军力之盛，保护大明百姓之利益不受侵犯；要让朝廷有余力兴修水利、赈济灾民；要让民间经济日益充满活力，百姓安居乐业，不挨饿、不受冻；要让商人在缴纳一定赋税的基础上合法经营，不受恶意盘剥，不受恶意欺凌；甚至我们还要让更多的人能够习得圣人教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