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城后，王艾青和儿子暂住在父母家。四十几平的房子，两个小房间，弟弟在父母的房间里加了一张小床，把另一个小房间让给她和儿子。
不久，王艾青有了工作，分配到了滨城纺织厂，成为一名挡车工。没想到，张仕钥也在纺织厂工作，同一车间同一班组，是一名保全工。前后回城相差不到一年，张仕钥已经有了女朋友，见面时便有了羞愧之色。
第一个月拿到工资，王艾青趁着下夜班，抱着儿子坐上火车，傍晚前赶回小山村，回到她生活了五年的农村的家。
家中的一切都还保持着原样，她劳动时的照片和获得的奖状依旧挂在墙上，只是丈夫被痛苦和思念折磨得瘦了一圈。
当着公公婆婆小姑子和左邻右舍的面，她紧紧抱着丈夫痛哭流涕，哭得比离开小山村时还要伤心。一个多月来，她又何尝不夜夜思念着丈夫，独自咀嚼着离散的哀伤？
住上一个晚上，吃过午饭后，王艾青抱着儿子往回赶，天黑时返回滨城。下夜班没有得到充分的休息，两天里往返了三百多公里，实在过于疲劳。她早早地躺下睡觉休息，第二天又要开始新一轮的紧张工作。
就这样来来回回地跑了大半年，疲惫且快乐着，只有节假日可以多住上几天，尽情享受夫妻团圆的短暂幸福时光。
父母见王艾青实在割舍不下农村的丈夫，下了狠心对她说：“把你男人领回家来吧，走一步算一步，路都是人闯出来的。”
王艾青提前给丈夫写了信，信中“恐吓”到，你要是忍心让我这样奔波一辈子，你就窝在小山沟里别出来。
丈夫也是被王艾青的执着所感动，主动来到滨城跟她团聚。家是圆满了，生活中的困难无处不在。因为牵涉到福利分房等相关待遇，她和丈夫不可能复婚，只能“非法同居”。
厂里比她年龄大工龄长没房住的人大有人在，论资排辈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分到房子，一家三口长期挤在父母家里，也不是长久之计。
父亲是码头工人，给她的丈夫在码头找了一份临时工的工作。过去叫扛大包，现在叫装卸工，又脏又累凭的是力气。丈夫饭量大，她和儿子两个人的口粮都不够他一个人吃的，她只能额外去买议价粮油。
生活中的困难都好克服，难的是如何照顾到丈夫的自尊心。王艾青知道农村的一些习俗，住在老丈人家等同于是上门女婿，意味着男人没有能力撑起一个家，人前人后很难抬起头来。
她用笑声和温存来调剂丈夫的情绪，生怕丈夫心生郁闷，跟家里人闹出不愉快。好在丈夫生性乐观，也能理解她的苦衷，总是带着笑脸走进家门，从来不念叨工作有多苦有多累。
倒是父亲懂得女婿的不易，每天晚上都要拖着丈夫喝几盅，翁婿俩边喝边唠，其乐融融。
半年后，王艾青弟弟有了对象，她和丈夫不能再赖在父母家里，得出去自己找房子了。住房普遍紧张，一家几代人挤在一套房子里的比比皆是，在城里租到房子难上加难。
只能到城乡结合部去寻觅，还得离通勤车站点较近的，以满足她上下班安全便利的要求。
因为种种原因先后搬了几次家，家成了虚无缥缈的概念。好在父母心疼外孙，留在自己身边照料，不许外孙跟着他俩四处流浪。
她和丈夫感激父母和弟弟，不然，儿子上学就是个大问题，生活会更加混乱无序。
土地承包后，小山村成了他们的后勤基地，粮油肉蛋源源不断地送来，贴补了部分家庭开支。“五一”“十一”农忙的时候，她和丈夫也会利用假期回去帮着干几天农活。
他们的家，在城市与乡村间游荡。
不过，凡事都要往好处想，想着想着就能看到希望。王艾青当上了生产能手标兵，当上了班组长，工资比别人多涨了一级，二十多块钱哪；丈夫扛了几年大包当上了货车司机，虽然还是临时工，可也比当年开拖拉机神气多了。
丈夫干着两份工作，开车的同时还要顶替一名装卸工。王艾青担心丈夫累着，钱够花就行，不用那么拼命。
丈夫有他自己的理由：现在不用粮本都能买到议价粮油，说不定哪天不看户口就能买到议价房子。到时一定要给她和儿子买上一套大房子，到时一定要重新登记复婚。
王艾青没有讥笑丈夫痴心妄想异想天开，这也是她生活的动力和源泉。夫妻俩浪迹于城市的边缘，怀揣着别人想都不敢想的梦想，为着那个梦想一点一点地积蓄着力量。
二十二点半，闹钟准时响铃，王艾青和丈夫同时醒来。丈夫骑上自行车送她到通勤车站点，前车筐里竖着放上一根一米来长、一头细一头粗的槐木洋镐把，一头搭在肩膀上，为的是用起来方便顺手。
这根洋镐把陪伴了他们几年，中班接她下班，夜班送她上班，一次也没用上。
昏黄的路灯下，图谋不轨的人，看到那根招牌一样的工具兼武器和它的主人，恐怕都得掂量掂量。
到了通勤车站点，王艾青上了通勤车，丈夫才掉头离开。
夜行班车行驶在灯火明亮的城市街道上，王艾青望着车窗外一闪而过还亮着灯光的窗户，心想着明天早晨下夜班，该回父母家看看儿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