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一箱子，引起李承的浓厚注意。
整整一箱子书籍，很杂乱，全是线装古籍，又因保管不善，部分书籍虫蛀的厉害，还有部分已经软塌塌的，粘连在一起。
胡伯连哼（会说话只是很久没说话）带比划，李承明白过来，是八十年代初胡家平反，归还房子的时候，顺带归还的部分被没收的书籍。
李承小心的拿出一本，刘大同的《古玉辨》，研光阁刻板、1940年（庚辰）春印制。结合爷爷的制玉手段，他立即明白过来，这些书只怕是爷爷当时留下来的遗产。
刘大同原名刘建封，字桐阶，清朝宰相刘墉的后人。喜好书法、诗词、精通收藏，建研光阁藏宝楼。此人还是一名革命先行者，武昌首义之后，他利用自己时任安图县知事的身份，在东北清朝祖庭，举义呼应，建“大同共和国”，因此有“刘大同”之称呼。
《古玉辨》是他总结的自己对玉器及古玉的全部认识，可谓其一生辨玉经验之所在。
小心的逐页翻开，刘大同从玉的名称、玉质、玉性、玉色、出产地、沁色、玉雕、刀工、盘玉、玉器功用等多个角度，全面介绍有关玉器的鉴定技巧，即便对于今天的李承，依旧有着不小的借鉴作用。
非常不错的一本“秘笈”类的玉器专业书籍。
放在手边，他又取出一本，这次惊喜更甚，乾隆三十六年，钱江社刻印的《考古图》卷三。《考古图》是北宋吕大临所著，被称为中国青铜器和玉器系统研究的奠基之作，也是宋代金石学兴起的源头。
吕大临是宋朝时期著名的金石学家，先祖为中原人，祖父曾经出任太常博士。吕大临总共有五个兄弟，除了一个早夭之外，其他五人全都等科及第，在当时也算是满门荣耀。现在有史可考的就有吕大忠、吕大防、吕大钧还有吕大临四人，吕大临是他们的幼弟。
吕氏五兄弟，或在正坛，或在学术，或在文化等方面，各有所出，譬如吕氏兄弟以“关学”思想为核心，编撰出来的《吕氏乡约》，提出了同约人要“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的和乡睦邻契约，影响中国乡村治理一千多年。
吕大临一生著作甚多，但最终流传下来的只有《易章句》和《考古图》两本，让人遗憾。
《考古图》中比较系统地记录了当时宫廷和私人收藏家手中的一些古代的铜器、玉器等东西。书中卷一至卷六为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卷七中收录的为钟、磐等乐器；卷八收录的是玉器；卷九、卷十为秦汉器。
全书中总共目列二百二十四器，实际收录则达到二百三十四器，对每一件所提到的器具都非常精细的进行临摹描绘，还对尺寸、容量、重量都有非常清楚的记载，将所能够查清楚出土地方和收藏处的器具也都进行注明。
可以说《考古图》是我国最早而且是有系统的收录古代器具的图册，在考古学中有开创性的历史意义。
清代江南收藏之风浓郁，越来越多的学者，投身金石学，钱江社作为江南最大的私家刻印社之一，重刻《考古图》，也就毫不奇怪。
李承赶紧将书箱中所有书籍重新整理一遍。
老天庇佑，《考古图》一套十卷，尽管损毁严重，可竟然奇迹般的成套存在。
这种受损严重的书籍，最正确的处理方式应该是拆页、清洗、修补，乃至重新换纸，可同心村哪来的条件？
李承只好将其摊开置于阴凉地方，期望能自动风干书页，等风干之后，在过一遍阳光杀菌。可万不能直接放在阳光下暴晒——潮气过重的古籍，水分流失太快，会直接毁了整本书。
箱子中还有二十来本其它书籍，多是清末民初的经义典籍，算不得珍品，远不如这套钱江社《考古图》重要，但这些经义典籍上，还能看见不少圈点批注，有些是爷爷当初点阅时留下的，也有部分是爷爷教授胡勤海读书时留下的批阅。
睹物思人，最近两天，李承眼前似乎总在晃动着爷爷那黑瘦的身影。
轻轻叹了口气，都是爷爷的故物，这次离开，一定要带走的。
门外传来一阵喧哗，应该是胡思宗一家到了。
有孩子的惊叹声，应该是看见车子后的惊奇；还有男人的说话声，似乎是斥责孩子的淘气；其后又响起一个女声，很尖锐，李承听不懂方言，可骂骂咧咧的语气还是能感受出来的，不知道是骂孩子还是骂男人。
他眉心微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