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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九、苟利国家生死以

忙完了赵景行的事情,孙元起又赶紧以朝廷名义在各大报纸上刊登信息,向全国征集医生和看护。令人感动的是,中外医生和医学院的学生十分踊跃,很快就足以组建一所合格的传染病医院。外务部右丞施肇基更是主动向自己推荐了一位大牛:伍连德。

伍连德,字星联,祖籍广东台山,1879年出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1896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取英国女皇奖学金,留学英国剑桥大学学医,专业研究传染病和细菌学。1903年,以有关破伤风菌的学术论文出色地通过剑桥大学博士考试,被授予医学博士学位。之后回到马来西亚开设诊所。

虽然他自幼生长在海外,但却有一颗赤忱报国之心。1907年应清政府之聘,出任北洋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在真实历史中,他作为东三省防疫总医官主持了此次抗灾工作,短短四个月就扑灭了疫情,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

但这位被誉为“中国检疫与防疫事业先驱”、为中国的现代医学建设与医学教育、公共卫生和传染病学作出开创性贡献的医学家,却很长一段时间都消失在科学史研究人员的视野中。直到2003年**大爆发,这位“鼠疫斗士”才被人从故纸堆里翻出来,重新赋予他应有的荣誉和光环。

2007年诺贝尔基金会网站上披露,伍连德在1935年曾以其“在肺鼠疫方面的工作,尤其是发现了土拨鼠在其传播中的作用”而获得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的提名。这意味着,他是华人世界第一位诺贝尔科学奖的候选人。伍连德的名字再次引起科学界的极大关注。

对于这样的人,孙元起觉得应该给予最大的尊敬。接到施肇基的推荐之后,他不敢怠慢,连忙和赵景惠等人一起搭乘火车赶赴天津,登门拜访伍连德。

赵景惠等人研究青霉素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本来准备一鼓作气完成项目。听说孙元起北上主持防疫事务,她们放下手中工作,主动请缨前往。鉴于她们态度执著,防疫也确实需要专业的药物研究队伍,而且赵景惠等人在研究黄花蒿素、青霉素时积累大量对付病毒的经验,于是就同意了。

到了天津后,孙元起穿着棉袍,轻车简从来到北洋陆军军医学堂。

北洋陆军军医学堂是袁世凯于1902年在天津创立,专门以培养北洋陆军军医为目的。最初学生为四十人,从天津附近居民中招募。1906年,学校从天津东门外海运局搬迁到海河北岸的黄纬路,学生人数逐渐增多,如今在校学生有一百五十名,分为三个班。

就像后世的军事院校一样,北洋陆军军医学堂门口站着两个荷枪实弹的哨兵,边上立着块大牌子:“军事禁区,严禁入内。”

孙元起径自走上前问道:“我们来拜访伍连德伍先生,他在学校么?”

哨兵看了他一眼:“伍监督在,但你不能进去。”说着,嘴朝大牌子方向努了努。

孙元起道:“还麻烦你去禀报一声,就说孙元起前来拜访,商谈东北防疫事宜,还请拨冗相见。”

哨兵硬邦邦地吐出两个字:“不见。”

孙元起皱起眉头:“我和你们伍监督有要事相商,你说不见就不见?”

哨兵嬉笑道:“有什么要事?是老婆感冒发烧,还是孩子出天花?”

孙元起冷冷地哼了一声:“既然你不去,那我自己去!”说完迈步朝校园里走去。

哨兵见他硬闯,赶紧卸下肩头的汉阳造,就想拦人。跟在孙元起后面的程子寅,用手轻轻拨开刺刀:“小子,我们老爷可是钦差大臣、学部左侍郎。你要敢乱动,小心诛你九族!”

“啊?”在哨兵淳朴的想象中,钦差大臣都是穿着簇新官服、坐着八抬大轿的主儿,前面鸣锣开道,后面侍卫环拱,哪有这样书生打扮的?难道是明察暗访?

哨兵不敢怠慢,利索地把枪挎在肩上,在前头一路小跑:“小的给老爷带路。”

离伍连德的办公室估计还有二三十米,那哨兵就大声叫道:“钦差大人驾到!”不用说,这小子肯定是相声听多了。

这一嗓子把周围屋里的人全都吼了出来,大家四下张望,除了看见哨兵身后跟着几个青年人,并没有发现任何钦差大人出现的迹象。正疑惑间,孙元起朝大家抱拳说道:“本人孙元起,奉旨负责东北防疫事务,特来拜访伍监督。”

一听这个年青人自称是钦差大臣,周围人纷纷上前跪倒,包括学堂总办徐华清、副监督伍连德。让孙元起非常意外的是,这位剑桥博士居然也戴着瓜皮帽、穿着长棉袍,和其他中国人并无二致。

几个不跪的想来是日本教习,听说是“孙元起”,赶紧凑上来问道:“您就是经世大学的孙百熙先生吧?”

“正是孙某。”

四五个日本人立马恭敬起来,规规矩矩地鞠了九十度的深躬:“敝人平贺精次郎等见过孙先生!初次见面,请多指教。”

寒暄之后,孙元起在伍连德办公室坐定,开门见山地说道:“数月前,东北鼠疫爆发,国民死者无数。日、俄两国照会中国政府,认为疫情危害到日、俄侨民的生命安全,要求独立主持东北防疫事务,控制疫情发展。朝中诸公认为,这两个国家都属于狼子野心,表面上是从人道主义出发,积极参与防疫工作;其实是包藏祸心,觊觎东三省主权。为了堵住它们的嘴,所以紧急发布敝人为钦差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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