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才让贤，可以对内增强凝聚力，对外增强威慑力，别小看士匄谦让的这一举动，晋国能够内外团结一心，形成荐贤重才风尚，出现“其卿让于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竞于教，其庶人力于稼穑，商、工、皂、隶不知迁业”的可喜局面，其原因就是士匄模范带头作用。
在政治和外交方面，士匄也是一把好手，二十年前（公元前570年），晋悼公让士匄出使齐国，完成一件难度系数很高的任务——拉齐灵公入盟。
按照齐灵公极具反叛精神的性格来说，这基本上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搞不好连脑袋都不保，但士匄欣然接受。
士匄来到了齐国，从容的觐见了齐灵公，大发感慨：“寡君使匄，以岁之不易，不虞之不戒，寡君愿与一二兄弟相见，以谋不协。请君临之，使匄乞盟。”
这句话表达的相当得体——近段时间以来各国之间纠纷不少，（周王室）对突发的意外也不能及时处理，希望大伙会个盟，人数不要太多，就您老兄和我，咱俩团结起来，共同维护秩序。
这句话让齐灵公很受用，当即表示同意，立即与士匄在耏水之外结盟。滕、薛等国见状，也纷纷投奔了晋国，晋国霸业才得以复兴。
但在历史上，士匄最为突出的功绩在于刑法方面的建设。
在春秋之前（周平王东迁之前），国家都是宗法社会，且往往以一个家族组织为基础。
那个时代环境下，社会的各种关系的维持需要靠“礼”，“礼”更是被赋予了一种“法”的作用，常常说的“礼法”二字，也从侧面说明了“礼”和“法”是分不开的。
而要让“礼”这个约束，具备“法”的功能，靠的是自觉和自律。
春秋之后，随着社会生产力急速发展，社会组织结构和政治经济制度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就需要一种特定的东西来维持，靠根植于内心的自觉和自律这两个玩意来维持，千百年来已被证明是十分不靠谱的事情，于是，各诸侯国开始逐渐出现了条文形式的规范性法律文件（成文法），这就产生了“法”。
周王朝统治下的各诸侯国中，不少国家都先后出现了法律，而且对法律进行了不同的改造和加强。
在这些诸侯国中，只有晋国的法制改革最有成效，而法改的推进人正是毁誉参半的晋献公。
在晋献公时期，晋献公爱好杀戮，结果一不小心把兄弟全杀光了，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公族从晋国政治舞台消失了。
维系统治集团的血缘纽带被割断了，国家的土地制度也变成了国君不拥有土地，而是民众拥有土地，国家收取租金的方式（“作爱田”）。
而后出现了“作州兵”这种兵制变革。
为了在这种形势下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要求必须有法典来统治人们，于是晋国先后出现了“士蔿之法”、“被庐之法”、“赵宣子之法”、“范武子之法”这种规范。
到了晋平公时期，也是晋国的奴隶制生产关系开始瓦解的开始，阶级矛盾与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日益激化。
为了维持统治，士匄执政以后，迅速在以往晋国法典的基础上，制定了一部刑书，即“范宣子刑书”，一举解决了“戎马不驾，卿无军行，公乘无人，卒列无长。庶民罢敝，而官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闻公命，如逃寇雠……”等问题，使晋国成为春秋时期由“礼治”走向“法治”的重要标志。
《范宣子刑书》也成为晋国法制史上第一部从国家总法中分离出来的刑事法规，也被公认为我国法律界最早的成文法，也是当时政治法律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
“晋之故法未息，而韩之新法又生”，后世魏、赵两国的法典和李悝的《法经》无疑都受到范宣子刑书的影响。
我们所熟知的吴起、商鞅、韩非等著名法学家也深受影响，在历史上做出了不朽的贡献，充分显示了范宣子刑书的公布在我国法制史的划时代意义。
唯一的缺憾是其具体内容己难以考知。
但真正让士匄在晋国声名雀鹤的事情是——铲除了栾氏。
栾书自诩有杀晋厉公立晋悼公的功劳，其家族也恃功骄横，在朝中结党甚多，其中也有范氏（即士氏）。
士匄当时育有一儿一女，儿子叫做士鞅，女儿叫做栾祁，栾祁嫁给栾书儿子栾黡（yan）为妻。
早在公元前559年，荀偃率12国联军伐秦，下军将栾黡不听号令，擅自率军回国，荀偃无奈，命全军撤退。
但是栾黡的弟弟栾钺却是一个十分忠义的人，对哥哥栾黡不听号令、擅自撤军深以为耻，邀请大舅子士鞅一起，与军中勇士继续攻秦，结果不克，大败，栾钺战死，士鞅得脱。
弟弟栾钺亡而士鞅存，使得栾黡以为士鞅在使诈，于是将栾钺之死归罪于士鞅，士鞅见势不妙，逃亡秦国，请士雃收留，最后又在士雃的周转下得以返国。
自此栾范交恶。
士匄觉得，有栾氏存在，对自己始终是个威胁，于是有了灭掉栾氏的想法，但此时尚且畏惧栾氏，只得等待时机。
后来栾黡死，其子栾盈接替父亲职位，担任晋国下军佐。
机会，也随之而来。
栾黡死后，他的遗孀、士匄的女儿栾祁忍受不了寂寞，和家臣州宾私通，不小心被儿子栾盈发现了这件丑事，栾盈觉得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