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辛亥以来，中**队就分为北洋系、**系、地方系和地方系中实力强劲、地位特殊的第九师系统。
军队以军官为核心，北洋军军官来源初为留日士官和北洋武备，辛亥**中，留日士官大多倾向**，如吴禄贞、蓝天蔚、张绍曾“后陆士三杰”。故而，袁世凯对留日士官多有戒心，各部队长多用北洋武备学堂毕业的“老人”，留日士官生如蒋方震曾出任保定军校校长、徐树铮任陆军部次长、陈宧任参谋本部次长等等，看似信任，却皆不能领率部队。
南方**系军队中多有留日士官，却又多“水土不服”、加之人数不足以充实部队各级，并不能与各地讲武堂出身军官竞争。**被宣布为非法而解散后，部队大多被打散、解散、缩编，成建制的实力只剩下长江巡阅使署下辖的赣军第一师、川军第五师和在福建的许崇智混成旅。
地方军队中的军官多半来源于讲武堂，滇黔军以云南讲武堂毕业生为主；川军以陆军速成学堂毕业生为主；浙军以浙江陆军讲武堂毕业生为主……如此等等。
1914年底，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和武昌第二陆军军官学校的第一、第二期毕业生，大多还是下级军官。相对数量庞大的地方讲武堂毕业生，力量单薄，比之已经占据高位的北洋武备生和一部分留日士官，地位低下，暂时不能在军队中发挥决定性的、或者骨干的作用。
当全国**在“开发是否**”的问题上争论不休时，留日士官“前三杰”蒋方震、蔡锷、张孝准联名撰写《国防要略》并分期刊载在《大汉报》后，各地报纸纷纷转载。
前三杰联手了！
蔡锷一直在南方，因为老师梁启超的影响，逐步成为在**上追求稳侥良的“进步系军人”，但是蔡锷又提倡军队国家化，要求军人不党不群，故而，他本人并非进步党员。在参与发动重九起义后，蔡锷成为地方实力派，又在奉调入京后，被袁世凯有意无意的当做针对段祺瑞的棋子。
蒋方震一度被袁世凯重用为“分解大将军权、培养新军军官”的骨干，在段祺瑞主掌的军学体系之外出任保定军校校长，体现出袁世凯依靠蒋方震培养新北洋系掣肘旧北洋大将的决心。但是，段祺瑞绝非善男信女，看出老头子的用心后就阴为抵制保定军校，导致保定军校开办军费紧张，蒋方震争取不成而愤然在全校师生面前开枪自杀。段祺瑞则趁势让曲同丰接任军校校长，挫败了老头子的“夺军学大权，培植新北洋系”的企图。
张孝准走的道路与前二人完全不同，他是纯粹的**党，一直追随**、黄兴闹**。又因湖南同乡和军事筹备、指挥的关系而与黄兴走得很近，也因此走进第九师系统的核心层，出任长江巡阅使署参谋长。
三人，几乎就代表了留日士官生归国后所走的道路。三人联名发表的《国防要略》，在呼吁军队国家化的同时，还有一个重要的含义——留日士官生团结起来，摒除地方、派系之成见，共同为中国国防事业效力！
因此，当文章传播全国各地时，那些被北洋系、讲武堂系排挤、失意，又或因二次**失败而受牵连去职的士官生们纷纷响应，以湖北黄陂籍蓝天蔚为代表的一大批士官生纷纷前往湖北武昌。
军队国家化，针对的是谁？
看似全部的地方军系，实则不然！地方军换一个中央番号，那就是中央军，如第九师、第十一师、第十五师。军队国家化的要点是“军人纯粹主义”、整编陆军二十个标准师和分划七大军区，关键则是看北京城里主事的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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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世昌突然辞职而去，杨度对蔡锷的最后争取失败，士官三杰掀起的军队国家化呼声.袁世凯觉得，他们是要针对模范团、快马张、两广的陆荣廷、龙济光了。
奉天将军张锡銮甲午年是奉天东边兵备道，在辽东组织定边军配合聂士成抗敌，是袁世凯早年的拜把子兄弟，奉军因此与毅军一样，也算是北洋军体系。张锡銮手下有巡防军五路二十五营和张作霖的第二十七师，在吉林、黑龙江也颇有号召力。
模范团则是10月23日正式开练，以袁世凯为团长，陈光远为团副，抽选北洋军各部精锐入团受训，以半年为一期，一期则能提供四个旅的军官，是袁世凯以段芝贵初期编练的拱卫军名义，要线扩编拱卫军两个师，再两个师，又两个师，最终形成“新北洋系骨干军队”的本钱。
两广的陆荣廷、龙济光本是姻亲，在1911年、1913年两次战争中选择站到袁世凯麾下，为袁世凯在北洋军系之外最强大的一股地方系军事力量。
段祺瑞在北京以陆军部的名义要整编军队、划分军区，士官三杰在地方要推行军队国家化，二者互相唱和，咄咄逼人。袁世凯拿不住劲儿了，想要召集各诗军和各师师长到京开会，来个痛快决断，可身边有人劝说，曰，日军还在攻打青岛，中**队高层人员密集来京恐怕引起误会。那就，分批召见呗！
第一个得到召见电令的不是别个，乃是山东将军靳云鹏。
靳云鹏知道自己得此“殊遇”的原因——老头子要借自己这颗石头，问段祺瑞—何向东那条道上的意见。那就以“山东军事尚未收束，日军攻击青岛已近一月，我军正当积极准备、警戒之时，暂不能离开值守”为由，敬谢不敏吧！
第二个是快马张，年已七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