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复兴党用了三年的时间把三四千万的人口集中到了三条贯通南北的交通线周边地区，但是相对于后世的十四亿人口来说，不到一亿人口的北中国还是一种人少地多的总体状况。
最直接的证明就是，为了养护陕北地区的环境，复兴党把整个陕西地区的人口的三分之一集中在了汉中平原地区，其他三分之二的人口，则和河北、河南以及山东地区的外调人口一起分流到了东北地区的嫩江平原、松花江平原和辽河平原上的国营农场里了。
没有压力就没有动力。林雨泽觉得中央给地方加压，实际上普通百姓们也觉得复兴党的老爷们对他们好是好，可是也管的太严，管的太狠了。
除了每家都要抽调成年人口到外地生活以外，几乎所有的轻微犯罪都会被处以流放惩罚。偷了农场里的一根苞米，摸了同公社张寡妇的臀部一下，和刘二狗打了一架，在军训出操的时候没有达标，各种各样的轻微违规，都会招来举家被迁移到外地的惩罚。
在这里面，犯了罪的人还不是最惨的。
复兴党为了快速的完成工业化，对于劳动力有着巨大的需求。那些过去凭借着各种机巧的手艺走街串巷谋生的盲流，都会被复兴党处以反劳动罪发往新区成为劳改对象。那些过去习惯于在街面上乞讨为生的人，一旦表现出不愿意在公社或者农场的工厂中劳动谋生的倾向来，犯了一点点的懒病，就会立即被民兵们抓走，不是送到劳改队中劳改，就是送到陕北去种树。
用不少爱说怪话的群众的话来说，“新朝真是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没事儿还要着管大家拉屎放屁。”
这话也不能说是错误的。不少由生产建设兵团主持建立的农场里，生产建设兵们就是用了比较粗暴的手段管理大家的个人卫生的。一旦像吃饭前没洗手，上完厕所后没洗手这样的事情被发现之后，打军棍和关禁闭还是轻的，很可能被安个反卫生条例的罪名之后，落得个被发配的下场。
用军事手段管理和教育遵纪守法的群众，用劳改的办法帮助不遵纪守法的群众改造思想，陈封这个小子甚至认为这是现阶段实现对人民群众的快速改造的唯一的办法。
王书辉一开始并不喜欢这种办法，这种粗暴的手段在他看来反映出来的是一种执政者的无能来。但是等到他多下了几次基层之后，他也不得不承认，有时候确实是这种粗暴的手段更有效果，作用更大，效率更高。
原本处于农业时代的人民群众对于工业化生活不适应，这个问题是无解的。把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提前了三百多年的时间，王书辉最不喜欢的“阵痛”的说法，竟然成了他唯一的解释。
比如说他就发现，农场还好一些，在严酷的制度和规矩下，在明确的物质刺激下，农场职工们向往更好的生活条件，自己就会比较努力的去工作获得更高的奖金和更多的分红。但是在那些农业条件不好，组织纪律性相对差一些的人民公社里面，随着复兴党高产作物和化肥农药的全面普及，公社里的“懒汉”和“闲汉”们居然开始层出不穷了。
王书辉也知道，因为公社干部大部分是基层士兵转业后担任的，所以缺乏行政实践的他们在手段和水平上相对不高，但是人民群众小富即安，能吃饱穿暖之后就不思进取的情况，也是非常严重的。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吧，新京特区周边的几个公社里面就有这样的情况。分到了土地后的农民在种植了高产作物，使用而化肥和农药后连年的获得丰收。在这样的环境下，让他们参加公社文化学校，让他们学文化学知识，让他们参加军训接受民兵训练，他们居然就开始变得懒散懈怠，甚至消极抵抗起来了。
这些有了粮食过起了好日子的农民们，一方面不谋求任何的进步，另一方面，打老婆，搞破鞋，聚众赌博，甚至拉帮结派横行乡里的事情他们也做了起来。
当时和王书辉一起进行调研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书辉办公室主任张兆欢就对王书辉说，
“在农村里，不能让群众太清闲了。过得日子轻松下来，农民身上的懒病、赌病和花心病就要发作起来。往下走是人的一种先天性的缺陷，只有通过身体上的锻炼和思想上的改造，才能让人被动的进步起来。”
这话要是在之前从张兆欢嘴里说出来，王书辉恐怕还要生气。可是在王书辉看到了实际情况，又想到张兆欢在基层公社里面任职三年，把一个落后的公社领导成了一个先进公社的业绩，王书辉也不得不承认，对于人民群众的改造工作还不够严，还不够狠，还不够全面和深刻了。
听说过饱暖思****的，没听说过饱暖思学习的。孔二先生身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交替时代里，也说出了“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这种话来，可见懒惰这种人性中恶的存在是由来已久的。
想要把吃饱肚子，穿暖衣服，过上好日子之后就想往下出溜的人，改造成为一放松下来就想学习想进步的人，这本身就是违背人性的。
可是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王书辉认为，人性这个东西从来都不是一个借口。吃生肉，吃泥土，这是一种基于人性的返祖现象，可是难道说这种基于人性的返祖就是正确的吗？
人类本身也是在通过劳动不断的改造自己，才实现了人类自身的进步的。如果总是拿人性做借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