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案显而易见——对于这个时代来说，公有制从全局上比私有制更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具体地说，公有制下，生产资料不属于个人，私有制下，生产资料属于个人。这个区别，意味着对于生产资料的处置权的不同。而在我提出的生产力的计算模型中，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是能够相互转化的——这本来就是显而易见的事情。如果换成资·本主义的语境，也许可以把生产资料说成是资本，把生活资料说成是消费。当然，这两者都是广义的。一方面，大家都知道，同一时间，资本和消费的总和是确定而有限的，最高效的发展生产力的办法，必然是极端压缩消费，把生产力转化为资本，用于再生产、科研创新、教育培养，改革开放之前的新中国就是那么做的。其实，我们的公有制，也并不是绝对的公有制，我们公有的只是生产资料，生活资料虽然也有很多方面是配给制，但并没有完全覆盖人们生活的所有角落。这样的公有，其目的就是高效地压缩生活资料的消耗，竭尽所能扩大生产资料的积累，说白了，就是剥削。要说剥削严重，那几十年是最严重的，但全国人民从上到下，几乎所有人的消费都被压缩之后，生产力的节余，切实地转化成了资本，投入了最该投入的地方。对落后有深刻认识，对落后就会挨打更有深刻认识的中国人，普遍接受了这样的剥削，哪怕几乎人人都挨过饿。因为大家都知道，自己劳动创造的财富，用到了将来，用到了后人身上，迟早会开花结果。从前年开始，我们国家正式颁布了义务教育法，就是标志性的成果之一。另一方面，人都是有物质需求的，不同精神水平的人，对于物质需求的质和量，是不同的。就像我不止一次说过的，建国以前接受过战争洗礼的人们，平均的精神境界比建国后在和平环境下成长的人高得多，所以，随着建国后出生的人占全国人口比例的不断提高，人民对物质文化的需求日益增长，其中，对于物质的需求特别旺盛。也就是说，改革开放之前的那种极度压缩消费的经济政策和制度，已经渐渐不可能持续下去了。”
“所以，将原有的经济政策和制度进行顺应时代需求的改革，是必须要做的事情。”
“那么，该怎么改革呢？毫无疑问，我们不能选择全面的私有制。个人如果拥有了处置资本的绝对权力，这就涉及了一个操守的问题。好逸恶劳的人会过度地把资本转化成消费，这是人人都能意识到的问题，而更严重的问题在于——没有政府性质的信息汇总机制，而是在商业机密原则下，信息必然会分割破碎，个人对于再生产的决策水平以及远期规划能力，必然会被公有制政府碾压。而如果个人资本联合起来间接甚至直接窃取了政府的权力，甚至资本的所有权已经凝聚到了一个人，那么对于信息的集散和处理能力就成了关键。就像我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国家资·本主义的极致很有相似之处，极度集中并且窃取了政权的个人资本，在直接的经济层面上，非常像社·会主义。个人资本不够集中时，私有制的长远规划能力被公有制碾压；个人资本足够集中时，私有制就形成了实质性的独裁。如果我们能够相信个人的操守，相信掌握资本的人一定不会把资本转化为不必要的消费，那么私有制还有什么意义？少数人穷奢极侈的现象，过去的历史书，当今的外国，简直不一而足。”
“这也是我说价格双轨制是望山跑死马的原因所在：如果绝大多数人的操守足够可靠，那就意味着我们的教育水平以及达到了极其可观的高度，我们的信息集散和处理能力早就根本不用实行什么价格双轨制了。而在多数人的操守并不能保证的现实下，中国现在的经济问题是中央政府根本没有能力做好真正的计划经济，只能下达一个粗糙的目标，具体细致的决策只能大多数都下放。价格双轨制的结果，必然是有经手权力的人和企业，倾其所能，为自身谋取利益。在计划外价格必然高于计划内价格的情况下，一个产能有限的企业，必然会想方设法减少计划内产品的数量，从而多生产计划外产品的数量，创造更高的利润。而中央制定计划是以从基层汇总而来的信息为依据的——于是，这在实质上就是逼迫企业不上报真实产能，从而导致中央下达的计划内产量不增加，甚至下降。所谓村骗乡，乡骗县，一级一级往上骗，一直骗到国wu院，就是一个让人笑不起来的笑话。而具体到个人的时候，有计划内产品分配权的人，必然炙手可热。俗话说财帛动人心，很多原本并没有劣迹的人，在巨大的利益诱惑之下，在国家政策也在事实上纵容的情况下，堕落，对很多人来说，只是一个迟早的问题。”
“84年9月，莫干山会议召开。85年1月，国家出台文件，对计划外价格的上限取消：超产部分的价格由供需双方自由议定，国家不加干涉。从这一刻开始，现在国内的很多经济问题，就开始酝酿发酵了。如果仅仅考虑经济层面，倒可以说为了刺激基层企业努力扩大生产，价格双轨制造成的经济混乱，是可以接受的痛苦，这几年直接的经济增长数据可以为证。然而，现实中，拥有企业生产规划权，和拥有计划内产品分配权的人，往往都是国家干部，甚至是高干子弟。当人民群众发现价格双轨制导致了损公肥私的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