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文谦平静地说着不平静的话，目光渐渐转移向了眼前的电话上，脑袋也稍微那前面伸过去了一点儿。
“所以，我们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候，决不能醉心于仅仅停留在经济模型上，停留纸面上理想的理论。充分考虑多数人现有的受教育水平、平均操守境界，以及现有的信息集散和处理能力，是必须做的先决步骤。脱离这些现实而提出具体的政策的人，要么是在象牙塔里学傻了不接地气的巨婴，要么是别有用心的坏人，要么……根本就不具备足够的专业水平。”
“不过，这些都只算是小层面的问题了，充其量算是战役层面的得失，离战略还有距离。在分析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和国家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的优劣时，真正决定性的系统性问题在于，经济体越庞大，信息就越复杂，良好运行所需要的人才，科研水平继续发展所需要的人才，在数量上会几何性的增长——此时，对待教育的态度，就分了高下。”
“我在爱尔兰对大晓琳说过，虽然话有些冷酷，但却是冰冷的现实：现代社会里，能够参与投入高效生产过程的人，是资源；有能力参与高效生产的人，是潜在资源；没能参与的人，是负担。”
“在科技不够发达的时代，不管多数人死活的国家资·本主义，很容易战胜管所有人死活的社·会主义，因为那是极其沉重的负担；而在科技足够发达的时代，社·会主义必然碾压国家资·本主义，因为国家资·本主义培养不出足够多而合格的人力资源。从这个层面来看，苏联崛起的代价之一，是乌克兰上千万的累累白骨；新中国崛起的代价之一，是将近三十年来，全国人民都饿肚子。嗯，这么说起来，相比钢铁大胡子，咱们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强得多了！”
自顾自地从嗓子里发出自豪的笑声，毕文谦摸着红木镇纸上的龙头，笑了好一会儿，才继续说了下去。
“好吧，为前人创造的奇迹而骄傲，是应该的，但也更意味着，我们后人肩负着先辈的殷切希望和沉重的历史责任。”
“单纯的市场经济是死胡同，私有制也正处在渐渐落后于时代水平的关口。虽然张常委您提的问题是计划经济和公有制，我却先后分析了我们为什么不能选择单纯市场经济和彻底的私有制。这虽然还是有些文不对题，可是，在这个必然选择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必然选择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时代，这些，的确都是在提出具体的意见之前必须要有的前期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