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在神都城的四门放置石碑之后，大宋的盛世再次被向上一提，这种看不见的力量才最为可怕，人们的心态变了，同时大宋的心态也跟着改变。
契丹东京道归入大宋治下，赵祯改道为路，保留东京辽阳府作为陪都的规格，改原本的东京汴梁城为汴京城，辽阳府依旧作为东京陪都而设。
保留规格的同时，派遣驻军前往，抽调黑水军以及部份边军驻守东京路，巩固地方统治。
在这个人口被契丹大量迁徙的东京路，一切都要从头开始。
但契丹人只能迁走百姓，带走财物，却无法破坏整个东京路的基础设施和早已在这里酝酿出来的商业环境。
当然赵祯也会在这里培养更多的人才，派遣朝中的能成治理地方，对于这种苦活累，有的是人抢着干，原因就在于朝堂虽好，可却没有治理地方来的权力大。
如今大宋的知州，知县虽然和原先没有太大的区别，但却却是把权知，同知这两顶帽子给摘了。
他们是确确实实的一方大员，管理治下百姓，缉捕盗贼，规划未来等等，这些权利都是以往地方官员所没有的，但也仅限于此，赵祯一府分三衙的机制已经把地方上的司法权和监察权分出在外。
这一举动有效限制地方官权利的同时，也给了他们以放手大干的机会，毕竟再怎么“作”也不会出格。
赵祯下达旨意，命令从大宋全境开始移民东京路，这其实是地方官员最希望看到的一幕，随大宋多年的内部稳定，人口也在不断的增加，促进市场繁荣的同时，也给地方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极为严格的勘磨制度，细微入理的监察制度，使得地方官员无法在政绩上作假，人口多了必然带来就业率的问题，也带来人均土地耕种面积缩小的风险。
大宋的农税逐年减少，地方上的税收也减少，关键是这税收也在勘磨之内啊！
官员都巴不得自己治下的百姓迁徙，自然也响应赵祯的旨意，组织富余的劳动力迁徙东京路。
从县治，到州治，府治，再到路治，整个大宋都在积极的准备迁徙百姓的准备，无论远近，只要是在内陆就都准备着，即便是最远的福建路也不例外。
原因无他，大宋的交通运输已经相对成熟，在资本的运作下，公路已经联通了整个大宋境内，而大型马车更是数不胜数，他们是公路交通的自然衍生物。
公路和运输工具两者之间的关系非常为妙，有了好路之后，人们自然而然的就会开发更为实用的交通工具，铁路已经从杭州铺设到了广州，这项史无前例的壮举只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
谁都知道铁路带来的利益有多大，而不能触及铁路的州府也以最快的速度把水泥公路铺设的又宽又长，方便车马运输。
如此良好的路况下自然而然的也就催生出了大行马车和在铁轨上行驶的多节马车。
对于迁徙百姓这种事情大宋算得上是轻车熟路，百姓们也知道迁徙所带来的好处，离开家乡并不一定就是悲惨的背井离乡，也许是全新的生活，更好的生活！
最为显著的便是移民宁夏路的百姓，在河套平原上，他们丰衣足食，农税全免可以用钱财换取更多的生活用品，成衣，成药，瓷器，铁器等等一应俱全。
大宋的商贾会把生活所需运到每一个城市之中贩卖，不怕地方远，只要能赚到钱就行，虽然没有走一趟丝绸之路要赚钱，可贵在持久和可靠啊！
朝廷对货物的保护甚至超过了对商贾的保护，山匪流寇之类的隐患虽然没有彻底根除，但围剿却不会停止，大宋正需要这些贼人作为劳动力前往东京道开荒嘞！
迁徙的开始让赵祯非常满意，不需要他特别关注，甚至不需要朝堂投入太多的精力，地方上的官员只需要把百姓和补给准备好，然后由朝廷派出的官员进行监督，一路前往神都城就行。
神都城只是一个中转站而已，到了神都城，核算人数，补充所需，沿着北京路的海岸线一路北上便是东京路。
这一次迁徙人口众多，故范仲淹上疏提出了陆运和海运同时进行的计划，奏疏中阐明利害，同时还也提到了大宋海运的水平完全能承担移民所需。
赵祯自然下旨同意，毕竟这些海运船只的运载量十分惊人，并且又是走的海岸线，不会出现多大问题，只是需要担心补给就好。
而如同范仲淹猜想的一样，随着迁徙百姓的问题得以解决，大宋的商业也随之继续繁荣起来，甚至拉起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包拯作为三司使已经是忙的脚不沾地不可开交，商贾们几乎都看到了东京路的巨大市场空缺，谁要是能先一步抵达东京路开设商号，必会最先拿下市场。
而朝廷对商贾的管束便在于市场，于是宴请之人几乎把三司的门槛踏破，可怜包拯见到这么大岁数还要每日饮宴，这么喝下去非要了他的老命不可。
每一场饮宴都是在帮朝廷安排商贾，这是一种独特的酒桌文化…………事实上因为蔡伯俙前往塞尔柱出使，全新的财货司衙门没有主事之人，只好委屈包拯了。
但完全出乎赵祯意料的是，他包拯居然还趋之若鹜，每一场宴请他必定到场，与大商号的东家详谈。
这么多的商号必须要安排好才可以，也要实现最大的价值，也一定程度上的公平。
赵祯不禁感叹，封建时代就是好，一切都是朝廷和皇帝说的算